杭州西湖线装书回收之浅谈金石拓本的鉴藏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传承中，金石铭刻一直起着巨大的作用。上自殷商的甲骨文、西周的青铜器铭刻，下至历朝历代的碑石、墓志、塔铭、造像、刻经等，丰富多彩。
拓片为人们利用金石文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通过捶拓而产生拓片的方法还启迪了中国印刷术的发明。由干历史上许多金石由于天灾人祸而流失亡佚，其文字内容往往靠保存下来的拓片而流传后世，从古至今金石拓片的收藏一直受到学术界和收藏界的重视。2003年4月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从海外购得《淳化阁帖》最善本便是极其珍贵的宋拓本。而近年来一些汉魏碑石拓片在拍卖会上的表现也是十分抢眼。早在1998年，天津国拍拍卖《曹真碑》初拓本便以75000元人民币成交，《袁安碑》初拓本也拍至15000元人民币。如今随着收藏队伍的不断壮大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金石拓片的收藏和研究更为人们重视了。
笔者由于对书法比较偏爱，多年留意金石拓片的收藏研究。凭着对收藏的热爱，这些年也积累了一些拓片。其中，三国时期魏《王基残碑》拓片残本隶书，12行(完整者19行)，高110厘米，共存220字，碑左边侧有清朝光绪八年河南府训导杜梦麟刻跋。据考证《王基残碑》是三国时期魏国景元二年(261年)刻石。乾隆时出土于河南洛阳安家沟村，后来移至洛阳存古阁，后又嵌于洛阳明德中学壁间，现藏河南洛阳博物馆。三国时期禁立碑石，存世量极少，自然拓本更少。我收藏的这幅《王基残碑》拓片字皆完好无损，当为清光绪后期所拓，其波折翻挑和扁长字形构成了曹魏隶书的时代特征，同时期的《上尊号碑》《受禅表碑》多已残破漫漶，故《王基残碑》足可卓然鹤立于三国时期的碑刻遗存了。
另外我收藏的《张迁碑》《石门颂》也比较珍贵。《张迁碑》隶书，剪裱并附碑阴，经与北京大学藏拓本相比较断为清乾嘉时期拓本。《张迁碑》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清时此碑南向立于山东东平州学明伦堂前，现藏山东岱庙东庑。此碑早在明清时就为学者所重视，其书法是汉隶中雄厚朴茂的代表作，如今已被印制数百万册，成为书法爱好者临习的范本。
杭州西湖线装书回收之线装书的出现
最早的线装书出现在宋代 宋代是中国古代图书印刷出版的“黄金时代”，开始出现多种多样的装帧形式，如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均产生于宋代。“线缝作册”是当时的书籍装帧形式之一。
线装书成为古籍的代名词 线装书始于宋代，通行于明代中叶，至清初而大盛。这种装帧形式，便于翻阅，不易破散，在我国书籍传统装帧技术上是最进步的，故而一直流行了几百年。“线装书”也成了我国古籍的别称。
杭州西湖线装书回收之可做为善本书的标准
有些喜欢收藏古籍的朋友，常询问善本书的标准。好像够得上“善本”的，在收购、拍卖时，“身价”就上去了，收藏价值也就高了。有些根本够不上“善本”的，也打着“善本”的旗号，欺世骗人。说实话，善本书的标准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没有铁定的标准，但也并非没有衡量的尺度。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有关部门在整理《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时，就听取了许多专家的意见，将善本书的标准定为“三性九条”。
所谓“三性”：一是因其书年代久远而具有的“历史文物性”，二是因其书内容有重要参考价值而具有的“学术资料性”，三是因其书雕版印制考究、插图等精美而具有的“艺术代表性”。
以此“三性”为原则，延伸出下列具体可操作的“九条”：
第一，元代或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第二，明代刻印或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的除外）；
第三，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
第四，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第五，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第六，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第七，辛亥革命前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刻本、抄本；
第八，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第九，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凡是符合上述九条细则之一者，可称为善本书。
杭州西湖线装书回收之翻刻本的特点
翻刻本，也称重刻本或复刻本。其所占比例在存世古籍中最大。翻刻本与原刻本相比，往往因为政治、文化、人为的或技术的原因，有所增删、变化，甚至还会产生—些错误。一般翻刻次数越多，错讹也就越多。故收藏价值相对于原刻本略逊一筹。
翻刻本一般从牌记、序言中可以看出，但要注意少数不良书商为获得暴利，有挖补书牌、抽毁后序、后印改前印、在印刷时间上做手脚。这就需要藏家从书品、纸张、不同时代的刻本特征去综合判断。有几种翻刻本值得藏家关注：其一，原刻本已佚失不存，或只有孤本残卷存世，其翻刻本也就价值大增，其珍贵程度和原刻本等同；其二，翻刻者是历史上著名的刻书机构。如历代的官书局，比较有名的通志堂、汲古阁等等，这些机构因为集中了一批当时著名的工匠，所以刻工精湛，校勘仔细，纸墨上乘；其三，影刻本。影刻就是先在原刻本上进行影摹，然后再上版雕刻，如此印出的书能够完整地保留宋元版原刻本的形状。不仅内容相同，细节也相符，连版心中刻工的名字、所作的记号均原样保留。此种影摹宋刻的称“复宋本”，影摹元刻的叫“复元本”。古时影刻宋元版古籍最多也最精的是明末毛晋的“汲古阁”。这些影刻本的价值要远远高于普通的翻刻本。
杭州西湖线装书回收之藩府刻本的特点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二百七十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使司。
自洪武时候起，诸王不但受到极丰厚的封赏，而且还要颁赐经、史及诗、词、歌、赋等书籍，以便让他们体仰圣心，陶冶性情，屏除图谋不轨之心。故明代诸王中颇有倾心学术、潜心文学、热心文化的。加之他们富能敌国，故于校刻群书颇为讲究。其中的周、楚、蜀、辽、赵、吉、徽、益诸藩，以及山西的山阴王、江西的弋阳王，刻书较多较好。藩府刻本的特点是校勘精审、纸墨精良、版印精湛，为历来的学人和藏书家所珍重。
杭州西湖线装书回收之雕刻本鉴定的要点
鉴定古书，首先可注意其封面与牌记。今日所见，以明清刻本居多，而是时书籍有不少刻有封面，封面除书名外，大多刻有作者、雕版时间、书坊字号，如清雍正刻本《李义山诗》封面为：“雍正八年携，华亭赵润川解，《李义山诗》，金陵刘晰公梓。”清乾隆刻本《西湖志纂》，封面刻：“乾隆乙亥刊刻进呈，《御览西湖志纂》，赐经堂藏板。”一般有封面的书，据以断代是可靠的，但也有一些书例外。
一是原书版片易主后，封面重新调换，以新面目出现，其内容却是旧的，并末重新刻版，只算是重印。比如，汲古阁书版，在毛晋身后便转归他人，如《十七史》版片转到了席氏手中，席氏即将各卷首大题下“毛氏汲古阁印”诸字挖去，补刻“洞庭席氏”，实质上仅是改头换面而已。另一种情况是整套书均由后人依样翻刻，翻刻时将原书封面只字不误地照刻，初看误以为是原刻本。遇此情况，只要在序跋末尾留意撰写时间即可。这种情况，不妨解释为刻工的文化程度低、办事古板或书坊主人的好古情趣，但若是蓄意作伪，则会尽可能地乔装打扮，故还得从其他方面去一一识破。
杭州西湖线装书回收之鉴赏题记有学问
“题记”是原拓本在历史的流传中名人所作的记述，它的文体很随意，是鉴赏中的重要资料。因此，在鉴赏学习中不可忽视的。
关于碑帖，大到内容，小到题签、题首、边款、观款以及题跋等，均可作为鉴定真伪的依据。
一般传世拓本几经辗转都有题记，特别是在明清时文人作为一种雅兴而发，因此在考证中可以得到启示，或另辟蹊径发现新问题。
首先，名人题记是前人鉴赏的实证。题记真实地记录古碑帖珍本的“经历”。如《多宝塔碑》后人有题：“多宝塔为鲁公少时书……论此碑贵在藏铎，小远大雅，不无佐史之恨，是则因然。然近世学颜书午多至枯朽骨立，以腴润导之，正须从此觅指南车尔。有明内库所藏宋榻，亦尝见十许岫，大约皆同时拓，字画风神纤毫不失，惟以墨老嫩之间，微分优劣尔……王澍记”在这段记录中，王澍把颜真卿的楷法风神、拓本优劣一一写出。以后又有王文治题记：“唐碑宋拓者类多草率，盖其时真迹尚多，墨本不堪贵重故耳，若此本纸墨皆精者，何可多得，虚舟以为明内库所藏良不虚也……丹徒王文治观并记。”
其次，题记是帮助后人欣赏，引导对优秀作品加深认识。如宋米芾《蜀素帖》有董其昌题跋，有沈周和文征明的观跋，董跋云：“米元章此卷如狮子捉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余先得摹本刻之鸿堂帖，甲辰五月新都吴太学携真迹至西湖逐以证诸名迹易之……”这使鉴赏者对米芾作品本质有所理解，“狮子捉象”似下的笔下起伏，米芾“全力赴之”，而成为米字“生平合作”的精品。同时说明《鸿戏堂法帖》内为何刻有《蜀素》之故。沈周的跋：“襄阳公在当代爱积晋法书种种，必自临拓务求逼真，进以真迹溷出眩惑人目，或被人指摘相以发笑……但以苏长公论其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今于此卷见之，因掇以塞其请云。”说明欣赏宋字出自古法，文为“清雄绝欲”，书为“超妙入神”，因此受到历代文人的表起来。帝王也作“珍玩”。此类帝王名臣的面款、印鉴就成为碑帖鉴赏中重要依据。
第三，题记也是一件艺术品。古碑帖的名人题记不仅内容丰富高雅，书法也是很可取的，经本身具有艺术价值，同时它又是原拓本真伪的佐证。因此制伪手法中有移植名人题记来混淆是非。例如《东坡黄州寒食诗》中有黄山谷的跋：“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让，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末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应笑我於佛处称尊也。”这段跋书也是黄山谷行书中的精品，并说明同为宋代四大家倡导继承古法，又述此佳作复为之末必复得的个性创新精神，这在古碑帖中很少见。又如《唐褚逐良摹兰亭序》（陈鉴本）后有米芾作跋题书对其摹兰亭的评述，然万里经过明文嘉和和王东贞等鉴证，“系成化年间陈鉴据所藏古模本勾模后，以米芾跋赞移配而成。”由于此模还能保持原本一定特点，因此明后还有不少名家题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