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滨江区老书籍回收之线装书的配页
线装书的配页操作与平装书的配页基本相同，线装书页薄，纸质软，除用一般平订的拣配方法外，还常用撒配。撒配时，按页码顺序将同一页码的书帖排列成梯形后，将其叠放在一起，然后从一头抽出书帖，就是一本配好的书册。配好后的书册版面排列整齐，无错帖、无卷帖，撞理整齐。
杭州滨江区老书籍回收之“古籍整理图书”的涵义
要说清“古籍整理图书”应当如何区分类别的问题，我认为必须从观念上先分清什么是“古籍”，什么是“古籍整理”，什么是“古籍整理工作”。当我们说到我国的现存“古籍”时，自然是指古人的著述文本，而说到“古籍整理图书”时，则当是指今人对“古籍”进行加工而派生出的各种成果，两者显然不是同一个概念。先有“古籍”，然后才有“古籍整理工作”。
有了“古籍整理工作”，然后才有“古籍整理图书”。“古籍整理图书”是“古籍”的衍生物，也是“古籍整理工作”的直观体现。这样说似乎有些咬文嚼字，其实不然。作为古籍整理学的专用术语，“古籍”，“古籍整理图书”，它们在理论上确乎是各有界域、泾渭分明的。
杭州滨江区老书籍回收之书籍源流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
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
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
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杭州滨江区老书籍回收之古籍善本天价屡现彰显赚钱效应
古籍善本专场无疑是今年上半年艺术品拍卖会上最大的“黑马”。以中国嘉德和上海嘉泰为代表的古籍善本专场，为投资者带来了众多惊喜。在中国嘉德的古籍善本拍卖会上，清乾隆七年（1742）金沙江全图5卷，以308万元创下了中国地图的最高纪录。同样以这个价格成交的还有元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其也是上海嘉泰春拍古籍专场上的最高价。元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成交的意义不仅在于其高价，更在于展现了明清刻本巨大的升值潜力。此套书曾出现在2000年中国嘉德春拍中，当时的成交价为209万元，此次以308万元成交，不仅是上半年国内古籍善本拍卖的最好成绩，而且也使得投资者看到了其巨大的投资潜力。
在这套书的激励下，在嘉泰春拍上还有许多精刻本拍出了好成绩，如明代茅坤评刻本《唐宋八家文钞》，成交价为39.6万元；清乾隆《宣和博占图》，估价15000元至20000元，成交价为85800元；明嘉靖《明伦大典》，估价6000至6500元，成交价为68200元。除了明清刻本之外，在上半年的古籍善本拍卖中，经典的老画册也纷纷高价成交，许多以2000元起拍的画册，最终的成交价达到了3万元至9万元，显示出在书画市场低迷的时候，投资者希望通过书画资料寻找市场潜力的投资目的。名人效应也是占籍专场投资的一大亮点，除了信札之外，名家收藏的有关物品也深受投资者欢迎，像施蛰存的“北山楼文房专辑”第二辑，在嘉泰春拍上90%以上都被竞买一空。
杭州滨江区老书籍回收之内府刻本的特点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也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设，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完全是禁卫军的建置。明、清两代都设有内务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庭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
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庭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可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杭州滨江区老书籍回收之《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收藏进故宫文溯阁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包装十分考究，5本一函，用锦缎包装。此套《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系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沈阳出版社翻印，以文溯阁《四库全书》为影印蓝本，采用仿古线装书样式，繁体竖排，分22函，110集，16开，9000余万字。数量仅为80套。《四库全书》目前世上仅存3部据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介绍，《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由乾隆皇帝下令编纂的。负责编纂《四库全书》的，有乾隆皇帝的3位皇子、20多位军机大臣，参加这一浩大工程的人数多达4400人。
《四库全书》修成后，朝廷又征调了各地经考试而录用的3800余名举子，以工整小楷缮写了相同的7部《四库全书》。存放《四库全书》的四阁名称大有文章，均与水有关，将浩瀚的文化典籍比作江河之水。《四库全书》分藏于北京紫禁城内的文渊阁、沈阳故宫内的文溯阁、圆明园的文源阁、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另3部藏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从编纂《四库全书》开始到最后一部抄完，总共历时15年。
杭州滨江区老书籍回收之染纸造蛀以充古刻旧刊
明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曾对染纸和伪造蠹鱼虫蛀痕以作伪有精细的描写和精彩的议论：近日作假宋版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摹宋版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茧纸，或用糊褙方帘绵纸，或用孩儿白虎纸，简卷用棰细细敲过，名之曰刮，又墨浸去臭味印成。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真两头角处。或用沙面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灯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薰黄，俨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锤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红色装衬绫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赋可观，初非今书仿佛，以惑售者。或札伙囤，令人先声指为故家某姓所遗。百计数人，莫可窥测，收藏家当具真眼辨证。
以上说明，染纸以充旧刻，这种作伪手法早在明代就已经有人采用。同时明代还有书坊染仿旧纸，然后印行古书的，关于这一点，商濂还没有谈到。而近代书贾则是利用清时的影寮刻本进行染色，以充旧刻。
杭州滨江区老书籍回收之宋版书的版式
从版式看，北宋刻本大都是白口，左右双栏或四周双栏，也有一些早期刻本采用四周单栏。南宋中叶开始流行黑口，多见于建本。版心中往往标出书名、卷次、页码及刻工姓名，有的还标出字数。官刻本卷末一般镌刻有校勘人衔名，坊刻本则多有书耳和牌记。
传世宋刻本有不少讲究字大悦目，行格疏朗，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周易注疏》、《尚书正义》、《周礼注疏》、《礼记正义》和绍兴府刻《春秋左传正义》等，均止八行款式。也有些宋刻本行格较密。清人江标著有《宋元行格表》，可为鉴定时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