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临安区回收老医书之近现代文献全患鉴定方法分述
近现代文献所含的信息是繁纷、多方位、多层面、多层次的，无法统一归类和概括清楚。所谓近现代文献全息鉴定，就是对文献所显现出来的和隐藏无形的全部信息，通过人体感知器官(大脑、眼、耳、鼻、舌、手等感官)和仪器，进行测试、核查和验证。大致可归结为比对参照法、逻辑推理法、时空追踪法、求疵破疑法等理论方法。
比对参照法。就是确定一定的参照系，把已经被实践检验、时间验证、多方证明为真实的文献，当作标准，然后拿被鉴定的文献进行多方面比较、查对。比如要鉴定林则徐的手书，就把已确定为林则徐真迹的奏析拿来，进行纸张的颜色、厚度、纤维束密度、帘子纹的宽窄与数量、透明度、纸病、残破状况等，字迹的颜色、形体、笔势、笔序等的比对。林则徐的字迹有明显的特点，含有欧体风格，刚硬挺直，行笔有力，间架适中；所用纸张也多是帘子纹较密的宣纸。如果与标准件相差甚远，那就值得怀疑了。
逻辑推理法。有的文献，特别伪造文献，在文献的文字内容、人物和事件的叙述论证中，常常出现违反事实、违反情理和违反正常思维规律的错误，无法用物质材料和仪器来验证核实。遇到这种情况，就得用逻辑推理、情理验查的方法识别区分。例如一位14岁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参军时是放牛娃，一字不识。后来他自称长征中写了不少诗，其中一首七言律诗，虽不优美，但规范得体、平仄对仗完全符合格律，诗中还有“走泥凡”三个字。见到此诗，只要稍加思索，就会得出此诗绝不是长征中所写。因为不合乎情况，不符合正常程序。写诗要一定文字与韵律基础，文盲不可能写出规范合乎格律的诗，再说“走泥丸”是毛泽东《长征》诗中特用新奇词语，《长征》诗1957年才公开发表。
时空追踪法。对一些文献中所提供的时间、地点、名称、产地、单位、称谓等涉及到时空定局的词语、术语、方言，进行追踪查询，看当时当地是哪一种、有没有所提的那一种从中可以发现诸多矛盾。例如1928-1949年的北京称为北平，如果出现北京xx单位，就不符合事实了。又如1949年前称周恩来为总理也不对。
求疵破疑法。就是寻找出文献上所有的毛病、瑕疵和疑问，然后进行解释与破疑，看是否合乎道理，有没有意外与特殊情况。一般说来，真品的毛病、瑕疵大都能解释通，如笔误、张冠李戴等。而一些伪造篡改件的瑕疵，是无法解释清楚的。例如，一张长年悬挂的地图上，出现了数不清的不规则的虫蛀型孔洞，孔洞的内边呈墨糊状。从常理上讲，这是不可能出现的现象。悬挂地图必能见到光线，蠹虫是不咬噬见光的纸张的；即使咬噬也有一定规则，也不会呈糊状，应当是锯齿状。此孔洞是人工用燃烧的香头虱成的，非虫蛀。
杭州临安区回收老医书之古籍之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杭州临安区回收老医书之线装书的认识
线装，也称古线装。有人认为，汉代已有线装书在书市出售。其实，汉代有书市，但没有线装书。我国古代的纸本书，经历了卷轴和册页两个阶段。卷轴由卷、轴、缥、带组装成。汉、唐代只有这种卷轴形式的书。
今天我们看到挂在墙上的轴画、书法，仍是卷轴装的遗风。晚唐以后，卷轴书向册页书过渡，其装订方法又有多种多样的演变，大体经历了轻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到了明代才正式出现了线装本的册页书。其中不少古旧线装书，可视之为文物，非常珍贵。
杭州临安区回收老医书之伪改书名、著者以充罕见之书
过去的藏书家选择善本书时，罕见之书是一条重要的标准。书贾利用藏书家以稀为贵、奇货可居的心理就剜改书名、著者，伪造罕见的书。如杜氏《通典》二百卷，明嘉靖十七年王德溢、吴鹏有刻本。因为唐杜佑撰的《通典》流传较广，倘若以原书真实面貌出现，对藏书家不会有多大吸引力。书贾就将书名剜改为《国史通典》，同时剜去题下杜佑的名衔，加印“南宋礼部尚书锡山郡宝国贤撰”字样，序文也作删改，还在书名和著者剜改的地方钤了 “南京翰林院印”和季振宜的藏书印，以掩饰剜改的痕迹，经过这样的剜改，就成了罕见的奇书乐。
元刻明修本《晋书》，书贾动手剜改了书名，称为《两晋人物传》，并伪题“无锡王达撰”。这样一改，使人感觉书名既冷，著者亦奇，比大家熟知的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更容易吸引某些藏书家的注意，大可收到射利的目的。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是地理方面的名著，书贾为了制造罕见书的假象，把书名改为《游名山记》。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很需要引起警惕，切不可一见假造书名、著作不见各家著录便认为奇货可居，故应谨防受骗上当。
杭州临安区回收老医书之收藏要有慧眼 真古籍只有纸味没有油墨味
收藏古籍要有一双慧眼，要学会选择物有所值的古籍。行内所说的善本，是指以1644年为界限，在此前的古籍，无论官刻、私刻，均为善本。
现在的古籍造假手段主要有把新印的版本拆线放在茶水、酱油里浸泡，泡十几分钟之后拿出来用砖压平，有的造假者把别的古籍的封面拆下来装到做旧的书上。鉴别时，可以先闻味道，在茶水、酱油里浸泡过的书还是会残留一些茶叶、酱油的味道，而且因为是新印制的书会有残留的油墨味，而真正的古籍因为年代久远只有纸味，不会有其他的味道。另外，做旧的书发黄的颜色不均匀，每一页中间的颜色和四周的色差较大。另外，伪造古籍的装书线看上去会比较新。
对于书籍的保养，可以把灵香草的叶子展开放在书里面，枝梗就放在塑料袋里把袋子扎几个小洞放在书柜里就可以防蛀了。
杭州临安区回收老医书之线装书的特色
线装书作为中国古老文明的象征不仅在古代书籍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在现代依然以其古香古色的制作工艺而闻名于世，是的，线装书不仅在广受爱好者追捧，更因其独具中式艺术魅力的外表远销海外。
线装书在外享有盛名，在内它也的确是代表了我国古代书籍传统装帧技术的巅峰。这种装帧，便于翻阅，不易破散，线装这种装订方式，是古代书籍装帧的最后一种形式，也是古代书籍装帧技术发展最富代表性的阶段。线装书是我国所独有的一种装订形式，具有鲜明的特色。
杭州临安区回收老医书之经厂本的特点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明代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板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藩经等。经厂设掌司四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背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背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5名。据极不完全的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