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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建德市线装书回收之古籍善本防伪技巧
古籍善本是历史最悠久、历史积淀最深厚、品位最高的一大收藏门类。
所谓古籍，就是指1911年以前的图书。古籍的种类有写本、刻本、活字本、石印、影印、珂罗版等。年代久远（清以前）、稀少的、好的刻本叫善本。
宋版书是古籍善本中的佼佼者，极为罕见，所以自古就有作假者。历代的作假者手法很多。
如冒充法，以元版冒充宋本，或是以明本冒充宋、元版。还有染纸作旧、造虫蛀法、删改刻书牌记法等。因古籍中牌记是考证书的出版人、地址、年代等的依据，增换牌记、迷惑藏家是常用之法。还有把一本书的几种不同版本杂拼在一起的骗人法，以及剜改目录卷数以残本充全书。还有的在作假的善本书上钤盖仿刻的藏书印，冒充某某名家的藏书，以达到卖高价的目的。
作伪法还有换书皮法，即把有书名的封面撕下重新换书皮题写新的书名。再一种是抽序法，明、清时翻刻的一些宋元版书质量很精，到了酷似的程度。于是将书上记述刻印及校刊、姓名等的明、清序文抽去，以此冒充宋、元版书。所以发现有版式风格类似宋、元版而又没有序跋的书就要多加注意了。
古籍善本作假始于明代，清代及民国则更甚。现在见到的假宋元版书大都是那时流传下来的，当代伪造善本者极少。 有一种“景宋”的刻本，即影照宋版重新刻印，是宋版书的复制品，也是相当好的精善本。因“景宋”刻本比一般刻书多了一道影抄的工序，古代只有少数有条件的藏书家才能刻印，故而数量稀少成了珍贵藏品。
现在市场上全套的宋版书没有，残本也少见，是以片儿来论价的。清代就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
杭州建德市线装书回收之热门藏书品种有哪些
藏书想要出成绩，只有走两头：传统善本中的精品———明正德年前的精美雕版古籍、明清两朝内府精刻本、明万历后70年间的古版画、乾隆年后的名家批、稿、校、抄本……另一头就是近现代出版物中的稀见品种，特别是各大馆藏目录未收的精品。
那么近两年的热门藏书品种有哪些呢？首先是抗日战争史料和文物将会有一个跨越式价格暴涨，其原因是2005年5月全世界将迎来“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亚洲各国也将迎来“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各大博物馆、纪念馆、收藏家已经开始重金收购文物、文献，其中“美国空军飞虎队”、“抗日英烈遗物”、“毛、刘、周、朱、邓抗日史料”、日本侵华军用地图等，将轻松越过万元大关。其二是绘画大师傅抱石、蒋兆和、董寿平等刚刚举行百年诞辰纪念，他们的作品还有极大的升值空间，讲他们作品的早期美术出版物将是辨伪的依据。三是年画、版画、戏剧史料将随着国际旅游业的发展和这些传统艺术被联合国确认为“人类文化遗产”而声明远扬。四是民国旧平装书中的有特色的藏品，将随着新近出版的整套收藏普及读物而消灭百元以下的任何机会。五是乾隆年后的名家批、校、抄本将跃升为大拍的顶级藏品。六是精美雕版古籍小件和品相绝佳的民国文艺旧书将在出版界、特别是港台出版界征购出版资源的热浪中站稳千元大关。最后是海派的文化旧物将迎来新一轮怀旧期，尤以1979年前的电影海报、电影老期刊为最。
杭州建德市线装书回收之不成套古书价值低
市民蔡先生近日打来电话，说家里珍藏着五本线装古书，三本诗经，两本地理教科书，但不知出自何年代，价值几何，希望能帮他找专家做个鉴定。
为此联系了省收藏协会有关专家。专家张国华认真鉴定后说，这是清光绪年间的书本。这套诗经本来是有四本的，缺了第一本。第二、三本书页上有很多红色的圈点，书页空白处还有朱砂写的眉批，第四本没有读完，说明书的主人读书很认真。古代读书人考取功名，诗经是必读课本，所以诗经在古代很普遍，流传下来的也比较多，每套四、六本不等。 另外两本中国地理教科书，一本为善化王达编述，善化即今长沙，王达是当时师范传习所的地理教员。书中对地势、水道的记载很详细，对考察清末教育制度有一定价值，这本书是湖南较早出现的地理教科书，但是保存不完整，只有卷三；另一本地理教科书也只有一本，不成套。如果保存完整，成套的话还是很有收藏价值的。
杭州建德市线装书回收之古籍拍卖十三载
1993年9月22日，北京首届稀见图书拍卖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这事在当年并没有什么轰动效应，但13年后的今天再回过头来看，那第一槌还真是重重地敲开了藏书界的新纪元。
古籍拍卖已经成为经典收藏的主渠道之一
1995年前后，一些学者专家担心“古籍拍卖会妨碍国家馆藏的权威性，破坏文献珍品征集的统一性”，大量海外珍贵善本的回流对此作出了回答，古籍拍卖已经成为经典收藏的主渠道之一。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拍卖业重新洗牌。藏家在买气锐减的同时，调整策略，对存世量不少、并无强烈时代特征的一般拍品持慎重态度，这在普通明版书及翻刻翻印本的成交价上反映最为明显。买家成熟了，1998、1999两年拍卖价较前几年有大幅回落。与此同时，新锐放宽古籍善本下限，挖掘史料文献价值较高的近现代拍品，因此抗日史料屡创天价。2001年建党80周年庆典、2002年十六大召开、2003年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各大传媒争相报道相关资料，使“新善本”深入人心，“红色收藏”亮透拍场，这在毛泽东著作早期珍本的系列收藏上表现尤为明显。
1995年，中国嘉德以132万元成交宋版《文苑英华》残卷一册，这一古籍单册拍卖最高成交纪录在2001年北京翰海春拍上被一册宋版《春秋经传》159万元的成交价打破。如果说中国嘉德从美国征回“翁氏藏书”以500万美元售让给上海图书馆不算拍卖成绩的话，那么2001年中贸圣佳公司春拍上，郑板桥遗墨《五经手读》（残卷八册）就成为古籍抄本单项拍卖的历史纪录——550万元。2002年11月3日，中国嘉德以990万元拍出《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再创古籍拍卖最高纪录。同年4月29日，香港佳士得春拍中一册宋代张即之《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五）》（共104页，保留宋代原装册子）以887.41万港元创中国手抄本古籍海外拍卖最高价，打破了1996年宋代曾巩信札429万港元（约55万美元）的成交价纪录。人们在惊喜地发现古籍拍卖屡创新高时，不能不重提已故著名文物鉴赏家秦公先生1993年从上海以400元竞得宋拓王羲之《毅帖》残卷，又以16万元再拍成交的“天漏”佳话。古籍拍卖的市场活力就是提供给人们一种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价机会，是眼力、财力、魄力与心理承受力的合力较量。当然，拍卖并非争豪斗富。笔者无力豪举，但以20元拍得《中华留日同学会会刊》（1941年南京，创刊号），封面上写着“此册可略知汉奸情况，1949年8月。”极具史料价值。这是13年来古籍书刊拍场上成交价最低的一项纪录。
杭州建德市线装书回收之线装书的收藏家
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实际上是个线装书收藏大家，他对线装书的喜爱与推崇，不经意间时有流露。他曾在《病后杂谈》一文中这样谈道：“看洋装书要年富力强，正襟危坐，有严肃的态度。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两只手捧着一块大砖头，不多工夫就两臂酸麻，只好叹一口气，将它放下。所以，我在叹气之后，就去寻线装书。”线装书是他在读书生活中的必备之物，亦是枕边席间的至佳良伴。
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孙犁，也特别喜爱线装书，他把收藏与阅读的心得体会均一一记录，写成了《耕堂读书记》《书衣文录》等著述。他在文中提到自己珍爱的线装书时说道，“它是线装大字本，把持省力，舒卷方便，走着，坐着，躺着，都能看。我很喜爱它，并私心庆幸购存了这么一本书。”“晚年眼力差，他书不愿读，每日拿出此书，展读一二篇，不只涵养性灵，增加知识，亦生活中美的消遣与享受也。”
杭州建德市线装书回收之近现代文献鉴定项目缕述
首先辨明真伪。真伪是关键，是基础是根本，也是鉴定首要项目。只有准确地辨明真伪之后，下一步的鉴定才有意义。所谓真品，就必须是当时当地的纸张，原书写或印制地得用原材料工具书写或印制而成，也就是说原文献本体；否则就是赝品、伪品。真品与赝品，伪品的价值有天壤之别，等级与价格相差极远。真品的名称有上述十大类若干种。赝品有复制件、篡改件、复印件、抄写件、伪造件、拼凑件、仿制件等。近观代文献的真伪辨析是项复杂而繁琐的工程，可以从载体纸张、内容情节、文体语言、字体痕迹、标点符号、行文布局、残旧状况、形体规格等方面进行。具体辨析方法和过程，另撰文介绍。
其次确定种类。不管真伪，一是要确定种类与名称。真品文献有上述十大类，几十个品种，决不能把命令与任命混为一谈，也不得将契约与协议合为一体。赝品文献有八九种类型，复印件与复制件是不相同的。二是要确定纸张的类别与名称。近观代文献所用纸张有几大类、上百个品种，必须确定清楚是哪一类哪一品种，正式名称是什么。
三是要确定字体痕迹(简称字迹)的种类与名称。近现代文献字迹有手写字迹、印刷字迹、光电字迹和光化字迹四大类，几十个品种。如印刷字迹中就有垮、凹、凸、漏印版字迹，而平版印刷字迹中又有石印、珂版、胶印等品种。要确定区分开来，是不容易的事情。
杭州建德市线装书回收之清季风行的石印古籍
早在影印旧本古籍之前，石印技术已经传入我国并用来印书了。用得最早的是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附设的土山湾印书馆，在同治十三年就用石印机印书。稍后，光绪五年英商美查在上海开设专门石印书籍的点石斋。光绪八年，广东商人徐润及其堂兄弟等又在上海开设了后来居上的同文书局。徐润的《徐愚斋自叙年谱》在记述这个同文书局的创办始末时说：“查石印书籍，始于英商点石斋，用机器将原书摄影上石，字迹清晰，与原书无毫发爽，缩小放大，悉如人意。心窃慕之，乃集股创办同文书局，建厂购机，搜罗书籍，以为样本，旋于京师宝文斋觅得殿版白纸《二十四史》全部，《图书集成》全部，陆续印出《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辑览》、《佩文韵府》、《佩文斋书画谱》、《渊鉴类函》、《骈字类编》、《全唐诗》、《康熙字典》等不下数十万本，各种法帖、大小题《文府》等数十万部，莫不惟妙惟肖，精美绝伦，咸推为石印之冠。迨光绪十七年辛卯，内廷传办石印《图书集成》一百部，即由同文书局承印，壬辰(光绪十八年)开办，甲午年(二十年)全集告竣进呈，以此声誉益隆。唯十余年后，印书既多，压本愈重，知难而退，遂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停办。”此外，在上海出现的石印书局还有蜚英馆、鸿宝斋、竹简斋、史学斋、竢实斋、五洲同文书局、积山书局、鸿文书局、会文堂、文瑞楼、扫叶山房等等，在清末民国初年居然极一时之盛。
当时石印古籍大体有这样几种办法：
(1)把原书摄影后按原大石印。这样做纸张耗费多，成本高，因此只有同文书局承印的武英殿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这么办，而且开本装潢都完全仿照殿本原式，因为政府出得起钱，印得讲究点没有关系。
(2)把原书摄影缩小后石印。同文书局以及后来五洲同文书局影印的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就都这么做。同文书局印得较精美，可惜其中《旧五代史》用的并不是真殿本，而是据别的本子仿照殿本的字体款式重新写过付印的，真殿本《旧五代史》版心上方题“乾隆四十九年校刊”，同文书局据别本重写时不知道，和其他各史一样都写成了“乾隆四年校刊”。五洲同文书局石印《二十四史》才一律用真殿本，但印书的油墨不好，有浸润到笔划之外的毛病。
(3)按行剪开原书，重新粘贴，把原书一页半、或两页、三页甚至更多页合并成一大页，摄影缩小后石印。这样可把原来几十本、成百本的大书缩印成几本、几十本，不仅售价低廉，而且翻检使用以至庋藏携带都大为方便。同文书局多数的石印书，如徐润《年谱》中提到的《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等一大批，就都采用了这种并页缩印的办法。其中《康熙字典》把武英殿本四十册缩印成六册，《全唐诗》把殿本一百二十册缩印成三十二册，都极受读者欢迎。当然，字缩得比较小，必须技术高明，才能清晰可读。同文书局在这点上还做得比较好。竹简斋石印的大本《二十四史》等也用此办法，由于技术差，印本就欠清晰，加之剪贴并页时又不认真细心，有错行、脱漏等弊病，故不能取信于人。
(4)不剪开原书，而把原书四页分上下栏并成一大页，或原书九页分三栏并成一大页，再摄影缩小后石印。积山书局石印《康熙字典》，史学斋石印《二十四史》等就用这种办法。这比剪贴并页的办法要少些差错，阅读起来也不像剪贴的那种长行直下费眼力。
(5)雇人将原书重新用楷书抄写后摄影石印。当时石印的章回体旧小说以及供科举考试夹带用的《四书备旨》、《大题文府》、《小题文府》之类就多用这种办法。夹带进考场里用的要开本小而内容多，因此往往在抄写后摄影缩成蝇头小字再付印。后起的石印书局扫叶山房最喜欢用这种办法。手边有一册民国七年戊午正月重订的《扫叶山房发行石印精本书籍目录》，共列书四百十九种，据原本影印的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都是重写后印，所幸字尚未缩得太小，只是俗陋得叫人阅读起来感到不舒服。
以上这几类石印本除重写付印者外，实际上都可称为影印本，因为都是用刻本古籍摄影后付印的。只是这些石印本所用的底本不怎么讲究，多采用当时通行易得的武英殿本之类摄影后付印，而不去寻求宋元旧本、善本。因为当时书商石印这些古籍仅着眼于内容，只要内容适合购买者需要就印来赚钱，而不是为了保存旧本、善本的真面目才摄影石印，这和后来影印善本古籍走的是两个路子。后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书局大量印售古籍，精善的旧本用影印，满足好古者和专家、学者的要求；普通的用铅字排印，售价更低于石印本。旧式的石印书局逐渐被淘汰，只有扫叶山房拖延到五十年代初才歇业，但歇业前也久已奄奄一息，门可罗雀了。
杭州建德市线装书回收之古书籍/线装书保藏不收跟风著作
名人书法字画保藏不收跟风著作。不可否认,全部艺术家的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融入了自己的特性成分,即便描摹品也有描摹者特性的投射。但是此著作往往特性不突出,所以有必要在“特性”前加“鲜明”二字作为强调。
成功艺术家的著作有必要具有鲜明的辨识性,具有激烈的原创精神和立异意识,即便不看落款,也能看出是某家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