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临安区旧书回收之古书籍/线装书的格式

  记，而刻印与用纸均佳，版框高一六五毫米，宽一一六毫米，左右双边；版心上下细黑口，单鱼尾，鱼尾下标书名、卷次及文体；下黑口右侧以墨印页数，左侧以朱印卷次、页数，以“吉、光、片、羽”四字分别代卷次；半页九行，行十八字；天高地阔，朱色评注即印在天头上，文尾有“卷某之某”的标记，也有简省为仅用两个数字的，说明是第几卷的第几页，便于印刷工人辨识版片，不至弄错。

杭州临安区旧书回收之鉴赏题记有学问

   “题记”是原拓本在历史的流传中名人所作的记述，它的文体很随意，是鉴赏中的重要资料。因此，在鉴赏学习中不可忽视的。     

  关于碑帖，大到内容，小到题签、题首、边款、观款以及题跋等，均可作为鉴定真伪的依据。      

  一般传世拓本几经辗转都有题记，特别是在明清时文人作为一种雅兴而发，因此在考证中可以得到启示，或另辟蹊径发现新问题。     

  首先，名人题记是前人鉴赏的实证。题记真实地记录古碑帖珍本的“经历”。如《多宝塔碑》后人有题：“多宝塔为鲁公少时书……论此碑贵在藏铎，小远大雅，不无佐史之恨，是则因然。然近世学颜书午多至枯朽骨立，以腴润导之，正须从此觅指南车尔。有明内库所藏宋榻，亦尝见十许岫，大约皆同时拓，字画风神纤毫不失，惟以墨老嫩之间，微分优劣尔……王澍记”在这段记录中，王澍把颜真卿的楷法风神、拓本优劣一一写出。以后又有王文治题记：“唐碑宋拓者类多草率，盖其时真迹尚多，墨本不堪贵重故耳，若此本纸墨皆精者，何可多得，虚舟以为明内库所藏良不虚也……丹徒王文治观并记。”     

  其次，题记是帮助后人欣赏，引导对优秀作品加深认识。如宋米芾《蜀素帖》有董其昌题跋，有沈周和文征明的观跋，董跋云：“米元章此卷如狮子捉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余先得摹本刻之鸿堂帖，甲辰五月新都吴太学携真迹至西湖逐以证诸名迹易之……”这使鉴赏者对米芾作品本质有所理解，“狮子捉象”似下的笔下起伏，米芾“全力赴之”，而成为米字“生平合作”的精品。同时说明《鸿戏堂法帖》内为何刻有《蜀素》之故。沈周的跋：“襄阳公在当代爱积晋法书种种，必自临拓务求逼真，进以真迹溷出眩惑人目，或被人指摘相以发笑……但以苏长公论其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今于此卷见之，因掇以塞其请云。”说明欣赏宋字出自古法，文为“清雄绝欲”，书为“超妙入神”，因此受到历代文人的表起来。帝王也作“珍玩”。此类帝王名臣的面款、印鉴就成为碑帖鉴赏中重要依据。      

  第三，题记也是一件艺术品。古碑帖的名人题记不仅内容丰富高雅，书法也是很可取的，经本身具有艺术价值，同时它又是原拓本真伪的佐证。因此制伪手法中有移植名人题记来混淆是非。例如《东坡黄州寒食诗》中有黄山谷的跋：“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让，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末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应笑我於佛处称尊也。”这段跋书也是黄山谷行书中的精品，并说明同为宋代四大家倡导继承古法，又述此佳作复为之末必复得的个性创新精神，这在古碑帖中很少见。又如《唐褚逐良摹兰亭序》（陈鉴本）后有米芾作跋题书对其摹兰亭的评述，然万里经过明文嘉和和王东贞等鉴证，“系成化年间陈鉴据所藏古模本勾模后，以米芾跋赞移配而成。”由于此模还能保持原本一定特点，因此明后还有不少名家题识。

杭州临安区旧书回收之线装书的配页

  线装书的配页操作与平装书的配页基本相同，线装书页薄，纸质软，除用一般平订的拣配方法外，还常用撒配。撒配时，按页码顺序将同一页码的书帖排列成梯形后，将其叠放在一起，然后从一头抽出书帖，就是一本配好的书册。配好后的书册版面排列整齐，无错帖、无卷帖，撞理整齐。

杭州临安区旧书回收之浅谈金石拓本的鉴藏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传承中，金石铭刻一直起着巨大的作用。上自殷商的甲骨文、西周的青铜器铭刻，下至历朝历代的碑石、墓志、塔铭、造像、刻经等，丰富多彩。 

  拓片为人们利用金石文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通过捶拓而产生拓片的方法还启迪了中国印刷术的发明。由干历史上许多金石由于天灾人祸而流失亡佚，其文字内容往往靠保存下来的拓片而流传后世，从古至今金石拓片的收藏一直受到学术界和收藏界的重视。2003年4月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从海外购得《淳化阁帖》最善本便是极其珍贵的宋拓本。而近年来一些汉魏碑石拓片在拍卖会上的表现也是十分抢眼。早在1998年，天津国拍拍卖《曹真碑》初拓本便以75000元人民币成交，《袁安碑》初拓本也拍至15000元人民币。如今随着收藏队伍的不断壮大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金石拓片的收藏和研究更为人们重视了。 

  笔者由于对书法比较偏爱，多年留意金石拓片的收藏研究。凭着对收藏的热爱，这些年也积累了一些拓片。其中，三国时期魏《王基残碑》拓片残本隶书，12行(完整者19行)，高110厘米，共存220字，碑左边侧有清朝光绪八年河南府训导杜梦麟刻跋。据考证《王基残碑》是三国时期魏国景元二年(261年)刻石。乾隆时出土于河南洛阳安家沟村，后来移至洛阳存古阁，后又嵌于洛阳明德中学壁间，现藏河南洛阳博物馆。三国时期禁立碑石，存世量极少，自然拓本更少。我收藏的这幅《王基残碑》拓片字皆完好无损，当为清光绪后期所拓，其波折翻挑和扁长字形构成了曹魏隶书的时代特征，同时期的《上尊号碑》《受禅表碑》多已残破漫漶，故《王基残碑》足可卓然鹤立于三国时期的碑刻遗存了。   

  另外我收藏的《张迁碑》《石门颂》也比较珍贵。《张迁碑》隶书，剪裱并附碑阴，经与北京大学藏拓本相比较断为清乾嘉时期拓本。《张迁碑》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清时此碑南向立于山东东平州学明伦堂前，现藏山东岱庙东庑。此碑早在明清时就为学者所重视，其书法是汉隶中雄厚朴茂的代表作，如今已被印制数百万册，成为书法爱好者临习的范本。

杭州临安区旧书回收之连环画的影响

在追求故事性方面，既要使故事新颖，又要合情合理，经得起读者的品评和推敲，使人觉得真实可信，才能使读者乐于接受。现在市场上有些连环画，包括翻译出版的外国连环画，在编写上很不严谨，有些在故事内容上可以说是随意编造，脱离现实基础去追求故事的离奇、惊险，加以绘画粗制滥造，人物形象丑恶可憎，或面目雷同，往往大量的篇幅用在表现打斗、凶杀等恐怖场景上。

  这样的连环画，故事性再强，也不可能给读者以美的艺术欣赏，对小读者的身心健康更是有害无益，值得引起社会的重视，引起家长、学校的重视。我们的小读者也要提高自已的审美能力，善于鉴别连环画在艺术上的优劣，不受那些劣质连环画的影响。

杭州临安区旧书回收之国图藏西夏文文献的价值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西北部地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封建王朝，自称大夏国（１０３８—１２２７年），前后共历十个皇帝，享国一百九十年。前期与北宋、辽朝对峙，后期与南宋、金朝鼎足，近邻还有回鹘、吐蕃政权。各王朝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西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西夏首都兴庆府（后改名中兴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主体民族是党项羌。西夏初期创制了记录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语言的文字，当时称为“蕃文”，后世称为西夏文。西夏文随着西夏的灭亡而逐渐消亡，变成无人可识的死文字。西夏这样一个重要王朝的历史并未列入中国正史之中，致使有关西夏的汉文史料贫乏而凌乱，治西夏史者感到资料匮乏，困难重重。      

  所幸近百年来西夏文文献不断出土，给西夏研究带来转机。１９０９年俄国科兹洛夫在中国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所得为最富，用４０匹骆驼驮持至圣彼得堡，共有数千卷册。１９１７年宁夏灵武县修城时出土两大箱西夏文文献，后辗转传藏，于１９２９年大部分入藏于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计百余册，蔚然成为大观，少部分藏于甘肃、宁夏，一部分流失于日本。近些年来由于西夏文字解读的成功，西夏文文献越来越受到西夏学专家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