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萧山区回收老医书之洗书砖的常用工具

  洗书砖的常用工具有：细木砂，比书高比书大的洗盆、石碱。      

  洗除书页脏霉工具：碗三只、毛笔三枝、漂白粉、高锰酸钾、草酸。      

  揭、补叶的工具有：针、竹签子、镊子、剪刀、工作板、薄塑料膜、喷水壶、毛巾、干净纸若干、浆水、补纸。

杭州萧山区回收老医书之“古籍整理图书”的涵义 

  要说清“古籍整理图书”应当如何区分类别的问题，我认为必须从观念上先分清什么是“古籍”，什么是“古籍整理”，什么是“古籍整理工作”。当我们说到我国的现存“古籍”时，自然是指古人的著述文本，而说到“古籍整理图书”时，则当是指今人对“古籍”进行加工而派生出的各种成果，两者显然不是同一个概念。先有“古籍”，然后才有“古籍整理工作”。

  有了“古籍整理工作”，然后才有“古籍整理图书”。“古籍整理图书”是“古籍”的衍生物，也是“古籍整理工作”的直观体现。这样说似乎有些咬文嚼字，其实不然。作为古籍整理学的专用术语，“古籍”，“古籍整理图书”，它们在理论上确乎是各有界域、泾渭分明的。

杭州萧山区回收老医书之线装书的特色

线装书作为中国古老文明的象征不仅在古代书籍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在现代依然以其古香古色的制作工艺而闻名于世，是的，线装书不仅在广受爱好者追捧，更因其独具中式艺术魅力的外表远销海外。

线装书在外享有盛名，在内它也的确是代表了我国古代书籍传统装帧技术的巅峰。这种装帧，便于翻阅，不易破散，线装这种装订方式，是古代书籍装帧的最后一种形式，也是古代书籍装帧技术发展最富代表性的阶段。线装书是我国所独有的一种装订形式，具有鲜明的特色。

杭州萧山区回收老医书之《围城》的旧版本

  《围城》一书已经印了多少版，我不知道。但是，此书确实可称为是“现代经典”了。许多读者喜爱这本书。我认识一位朋友，任解放军总参谋部的高级军官，放假休息时又将《围城》精读一遍。他说，已将此书读过多遍，每读一回都有无限乐趣。我的女儿在大学读书，也说同学们嗜读《围城》，几乎人手一册。她放假时又到书店买一本新版《围城》，带在身边，还专门请杨绛先生在扉页上盖了印章。 

  我的家中有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的《围城》，扉页上珍贵地留下钱锺书先生的题字：“咸荣贤友”，然后是他别具风格的签名，并盖了印章。这书当然算是一种珍藏本了。不过，还有另一种珍藏本更为宝贵，就是１９４７年初版的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的版本。年长日久，封面已经破损，上面有“晨光文学丛书”的字样，下方有一幅图画：一位半秃顶知识分子模样的男人，手持烟斗，背后是一女人的侧影。这一旧版本是先父的好友杨仲德先生保存的。杨仲德先生是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学者，他的书房里存有大量解放前出版的现代文学作品。他因为知道父亲是钱先生的学生，就把这本珍贵的书赠送给父亲。这使得我有幸在１６岁，“四人帮”横行的１９７３年就读到了此书。后来，在１９７６年的大地震后，我和父亲一块儿去地震棚看望钱先生，我无意中说起也读过《围城》。钱先生吃惊地瞪大眼睛问：“你怎么会看到过《围城》？” 

   晨光出版公司的版本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颇有不同，除了钱先生在“重印前记”中所说，他在重印后校看时，“也顺手有节制地修改了一些字句”外，而且，“《序》里删去一节，这一节原是郑西谛先生要添进去的。”他轻描淡写说，在美国出版的英译本里，“那一节已省去了。”我翻了一下晨光的版本，所删去那一段原文如下：“承郑西谛李健吾两先生允许这本书占去《文艺复兴》里许多篇幅，承赵家璧先生要去在‘晨光文学丛书’里单行，并此志谢。好朋友柯灵、唐弢、吴组缃、卞之琳几位先生的奖励，以及读者的通讯，批评者的谴责，都使我感愧。我渐渐明白，在艺术创作里，‘柏拉图式理想’真有其事。悬拟这本书该怎样写，而才力不副，写出来并不符合理想。理想不仅是个引诱，而且是个讽刺。在未做以前，它是美丽的对象，在做成以后，它变成残酷的对照。”发现钱先生删去了这一节文字，我内心里有过疑问，此中可否有什么“隐情”么？大概是有的。我没有就此事问过钱先生。不过，我相信，问了也是白问的。那么，这个“隐情”还是作为一个悬疑，留待那些专门研究“钱学”的人们去索隐一番吧。 

  顺便再提一事。《随笔》２００５年第１期中的一篇文章，披露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陈寅恪、梁思成、谢冰心、钱钟书四位著名知识分子的一些言论，这些材料是鲜为人知的。尤其此文中所列举的高教部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份调查报告，更难得一见。这是作者在旧书摊上找到的会议简报，应该是真实的。但调查报告中摘引钱先生的言论（包括批评“毛选”的那些话），却是别人的栽赃，并不是钱先生自己的“直言”。据说，是一位有名的学者所为。他诬告了钱先生后又不承认此事，就成了一桩无头案。而且，这桩无头案未经调查核实又放入钱先生档案，还作为他“反动言论”的依据引进调查报告。关于此事，我曾经听父亲说过。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最后一章也提起此事的始末，又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一文的第四节“精彩的表演”里再次提到，群众开批斗会质问此事，杨绛先生据理力争，被人斥为态度不好，还让她戴高帽、敲铜锣，在学部大院中游街一圈。在那种严酷政治气氛下，她敢于挺身辩诬，已经是很硬气了。此外，论及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我以为由于当时复杂严峻的环境里，对他们的分析也该是复杂的，应该因人因时因势而言。比如，评判这些知识分子的品格，并不该只看他是否“直言”。而有些所谓激烈直言的人，政治压力一来立即转向，痛哭流涕地否定自己，甚至还拼命咬扯别人。还曾经有些人认为钱先生软弱和世故，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诚如那篇文章作者所说的，“因为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以目前所见的公开史料来判断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常常会得不到整体的印象。”忽略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一人轻易下论断，常常容易产生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