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萧山区回收古旧书籍之古籍拍卖十三载
1993年9月22日，北京首届稀见图书拍卖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这事在当年并没有什么轰动效应，但13年后的今天再回过头来看，那第一槌还真是重重地敲开了藏书界的新纪元。
古籍拍卖已经成为经典收藏的主渠道之一
1995年前后，一些学者专家担心“古籍拍卖会妨碍国家馆藏的权威性，破坏文献珍品征集的统一性”，大量海外珍贵善本的回流对此作出了回答，古籍拍卖已经成为经典收藏的主渠道之一。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拍卖业重新洗牌。藏家在买气锐减的同时，调整策略，对存世量不少、并无强烈时代特征的一般拍品持慎重态度，这在普通明版书及翻刻翻印本的成交价上反映最为明显。买家成熟了，1998、1999两年拍卖价较前几年有大幅回落。与此同时，新锐放宽古籍善本下限，挖掘史料文献价值较高的近现代拍品，因此抗日史料屡创天价。2001年建党80周年庆典、2002年十六大召开、2003年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各大传媒争相报道相关资料，使“新善本”深入人心，“红色收藏”亮透拍场，这在毛泽东著作早期珍本的系列收藏上表现尤为明显。
1995年，中国嘉德以132万元成交宋版《文苑英华》残卷一册，这一古籍单册拍卖最高成交纪录在2001年北京翰海春拍上被一册宋版《春秋经传》159万元的成交价打破。如果说中国嘉德从美国征回“翁氏藏书”以500万美元售让给上海图书馆不算拍卖成绩的话，那么2001年中贸圣佳公司春拍上，郑板桥遗墨《五经手读》（残卷八册）就成为古籍抄本单项拍卖的历史纪录——550万元。2002年11月3日，中国嘉德以990万元拍出《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再创古籍拍卖最高纪录。同年4月29日，香港佳士得春拍中一册宋代张即之《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五）》（共104页，保留宋代原装册子）以887.41万港元创中国手抄本古籍海外拍卖最高价，打破了1996年宋代曾巩信札429万港元（约55万美元）的成交价纪录。人们在惊喜地发现古籍拍卖屡创新高时，不能不重提已故著名文物鉴赏家秦公先生1993年从上海以400元竞得宋拓王羲之《毅帖》残卷，又以16万元再拍成交的“天漏”佳话。古籍拍卖的市场活力就是提供给人们一种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价机会，是眼力、财力、魄力与心理承受力的合力较量。当然，拍卖并非争豪斗富。笔者无力豪举，但以20元拍得《中华留日同学会会刊》（1941年南京，创刊号），封面上写着“此册可略知汉奸情况，1949年8月。”极具史料价值。这是13年来古籍书刊拍场上成交价最低的一项纪录。
杭州萧山区回收古旧书籍之古籍善本的几种作伪手法
1、纸张做旧：纸张是文字的载体，没有纸张就没有书籍，因此判断古籍的真伪，首先要看纸张是否古旧。所以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将纸做旧有两类：一类是“染纸”，包括用糖水，或用栗子壳熬水，或用茶水，或用其它方法等将纸染成黄褐色，也有用烟将水熏黄的，以求使纸显旧色；二类是用“旧纸新印”，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面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张上辨别其为赝本。
2、伪造序跋：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有序跋，叙述重印的原因，序跋后还著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3、伪造名人题跋，藏章印记。
4、伪造牌记：保留旧牌记，挖掉复刻牌记，或挖补，涂改复刻牌记的年代。
5、裁截目录：将原目录裁去部分或全部，使人不知收全该书究竟有多少卷，以便用残本充当全本。
6、利用著录书：有些著录书的记载是错误的，作伪者便故意以此为据来兜售自己制作的伪本。
杭州萧山区回收古旧书籍之古籍是什么：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
杭州萧山区回收古旧书籍之古籍的修复
如果揭叶无碎散字片，只有蛀、破，则按常规修复。
如果揭叶是碎散字片，书口又一分为二残缺。那么先挑选较完整的一叶修复并作为底样放在比书叶大的硃红色活动工作板上，利于灵活运转。再取透明有机玻璃板，上用湿薄塑料膜粘平直，复压在底样叶上。接着按大到小的残缺破叶，按底样叶上的框、栏、书口等座标放正，然后用喷壶水湿透补叶，用毛笔把折皱不平正的纸小心地摆正，等到与底样叶吻合，就用拧干的毛巾轻轻地吸干其水分，使补叶平正地紧贴。下一步就把按原处拼接的碎散字片按此法一一安家落户，最后达到拼接文字、框、栏、书口与底样叶完全吻合。即可用稍浓于干补时的浆水，按整旧似旧的原则修补，一旦全部修补后，仍可装订成册，死书复活。
杭州萧山区回收古旧书籍之古籍之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杭州萧山区回收古旧书籍之历史上各种禁毁书的残本零册
在中国文化史上，因为政治的、文化的原因，历朝历代都发生过禁毁图书的事件，其中最为甚者当属清乾隆时修《四库存全书》时的大肆查禁“违碍”书籍。仅当时列入禁毁书目录的就达３０００余种。这些禁书虽大多被焚毁殆尽，但也有少数被好“书”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偷偷保存下来，直到清末，文化上逐步驰禁，才陆续现身。对当年的禁毁书籍，上个世纪学术界曾遍索海内外遗存，觅得６３４种，辑成《四库禁毁书丛刊》。不排除仍有一些劫后烬余的禁书残本散落民间，如能得之，亦属难得之珍。另外，当时除去明令禁毁的书籍以外，还有一类“准禁书”，即四库存的《存目》、《未收》之书。当时清廷为修《四库存全书》，从全国征集图书，近两万部，《四库全书》仅收录了３４７１种，有６８１９种列入《存目》（只留书目，不抄录全文的书籍），此外更有许多四库未著录、未存目的书籍，则以“释道外教、词曲末技”、“九流方技，往往伪亡荒唐，不可究诘；抑或卑琐微末，不足编摩”等堂皇字眼为借口，一概摒而未录，列为《未收》。乾隆以后，《存目》的书基本没有再印，为挽救这一文化遗产，最近四家已经启动四库存目图书的重印工作，计划在２０１０年前完成，这是继解放后重印《四库存全书》以后又一宏伟文化工程。
至于那些四库存《未收》之书更是大多数相继佚亡，今人只能在《各省进呈书目》中得知书各，而难以窥其全貌了。像这类古籍，收藏者如能有幸收得，哪怕是只鳞片爪，也是极其珍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