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建德市老画刊回收之古色古香的古籍极品

  我们这个民族、历经数千年都不曾停止过对美的信仰、追求和创造。随着时间的推移，年代越久远的图书越有收藏价值。如果零散地刻在龟甲上的甲骨文不列为书籍的话，远古的竹简，品书以至造纸术发明后，古色古香的线装书的确是古书收藏中的精品，现在一般藏书者很难觅得，再往后，就是元明线装书，由于年代久远，存世量也不多，文学价值和收藏价值也极高。 

  在古籍书中，又有两类珍品，一是未裁本，二是孤本。未裁本是指书的边缘不曾为装订者裁剪过的书籍，又称毛装本或毛边本；孤本是作者只印一两本供自己留存的书。 

  中国古籍历经数千年，种类版别之多数不胜数。科学文明发展到如今，收藏古图书仍不失为一桩雅事。鉴别图书版本，一看封面、牌记、序文；二看题跋识语、收藏印章；三看书中避讳字；四看刻工姓名；五看名家著录；六看刻版特征。历代刻书，由于时代，地点不同，刻书的风格、特征也不尽一致，收藏者必须注意鉴别，谨防赝品。 

  宋刻本。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北宋早期多用欧体，后来逐渐流行颜体，南宋以后柳体字增多。宋体用墨，质料精良，一般浓厚似漆，虽潮染水湿而无漂迹。 

  元刻本。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字体以赵体为主，简体字渐多，版心所刻字数和页码，往往用草书，墨色稍浊，刀法也显无力。其纸张主要用黄麻纸、白麻纸、竹纸次之。少数用蚕茧纸。版式多为四周双栏，行窄字密，黑口，花鱼尾。目录和文骨小题也常刻有鱼尾。装帧以色背装为主。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明初（洪武至正德）刻本，都是软体字，明中（嘉靖隆庆）期，字体极力摹宋，大兴翻宋之风，晚期（万历至崇祯）刻书较多，字形变长，亦所谓长实体。 

  清刻本。清初刻本仍有明末余味，字形长方，横粗直细。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康熙以后盛行一种硬体字，也叫仿宋体，清刻本中最普遍。道光以后，字体结构非常呆板，世称匠体。清代印书用纸品类极多，有开化纸、绵纸、多地土产绵纸、连史纸、粉连纸、竹连纸、玉版宣、绵雕、毛边、毛太等。

杭州建德市老画刊回收之古籍记载的线装书 

  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载：“王洙原叔内翰常云：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  南宋罗璧在《罗氏识遗》载：“余谓书少而世不知读，固可恨。

  书多而世不知重，尤可恨也。唐末年犹未有摹印，多是传写，故古人书不多而精审，作册亦不解线缝，只叠纸成卷，后以幅纸概黏之。”

杭州建德市老画刊回收之国图藏西夏文文献的价值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西北部地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封建王朝，自称大夏国（１０３８—１２２７年），前后共历十个皇帝，享国一百九十年。前期与北宋、辽朝对峙，后期与南宋、金朝鼎足，近邻还有回鹘、吐蕃政权。各王朝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西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西夏首都兴庆府（后改名中兴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主体民族是党项羌。西夏初期创制了记录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语言的文字，当时称为“蕃文”，后世称为西夏文。西夏文随着西夏的灭亡而逐渐消亡，变成无人可识的死文字。西夏这样一个重要王朝的历史并未列入中国正史之中，致使有关西夏的汉文史料贫乏而凌乱，治西夏史者感到资料匮乏，困难重重。      

  所幸近百年来西夏文文献不断出土，给西夏研究带来转机。１９０９年俄国科兹洛夫在中国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所得为最富，用４０匹骆驼驮持至圣彼得堡，共有数千卷册。１９１７年宁夏灵武县修城时出土两大箱西夏文文献，后辗转传藏，于１９２９年大部分入藏于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计百余册，蔚然成为大观，少部分藏于甘肃、宁夏，一部分流失于日本。近些年来由于西夏文字解读的成功，西夏文文献越来越受到西夏学专家们的重视。

杭州建德市老画刊回收之古书籍/线装书只收好的,不收贵的

  名人书法字画保藏只收好的,不收贵的。今世中国的艺术品商场仍处于混乱无序的状况中,过度炒作和虚假成交已经是习以为常之事。许多艺术品的商场表现与其实践的艺术价值往往不同步,乃至与其艺术价值背道而驰。那种认为拍出高价的就是好著作的观点和以“商场风向标”为“入仓”依据的做法还值得商讨。         

  好著作,这关乎艺术保藏出资者的艺术鉴赏水平或其艺术保藏出资顾问的鉴赏水平。著作的贵贱,有必要与艺术品的质量联系起来考量,而不是仅仅看其一平尺多少。

杭州建德市老画刊回收之书砖“除 锈” 的要点     

  书砖硬绑绑，四周犹如铁锈斑斑被锈得天衣无缝。假如这些书砖没有书根字，可以用细木砂在书背、天头、地脚三处轻轻地磨擦几下；如有书根字，先取一只比题字大的夹子夹住题字，意在磨擦时不使题字受到损伤。

  除锈完毕，用软毛笔刷去脏物尘灰，准备洗（蒸）书砖。必须指出的是，千万不能在书口处磨擦，否则会造成书叶的一分为二，后果严重。

杭州建德市老画刊回收之再造善本传本扬学

  “中华再造善本”是国家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由政府斥巨资，以现代手段将存世的珍贵善本古籍进行复制，以期文化遗产的安全传承和充分利用。目前已经完成印制工作的善本达400余种。这套书的选录之丰富，影印之精致，学术价值之高，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五千年文化的积淀，五千年文明的光芒，中华文化的传承是以薪火相传、世代积累的方式逐渐实现的。典籍作为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扬主张的重要工具，是物化了的科学思维，凝聚了的人文意识。后世人们可以从典籍中了解先人的社会生活、理想主张、政治得失、礼仪风尚、典章制度、道德观念、战争胜负、朝代更迭、农业丰歉、民瘼疾苦、医药养生，乃至先人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等，从而取其精华，创造新的文明。历代都有一批有识之士加工阐释，条编整理古籍，并使之广泛传播承继，正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大大推动了文明的进程。 

   中华民族文化典籍的传播，源远流长，而典籍的广泛传播，当归功于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中国的雕版印书始于初唐，成于五代，盛于两宋，旁及辽、夏、金，延袤于元、明、清，雕版印刷的应用不但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典籍的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然而时间跨越1400余年之后，唐、五代时期的版印实物，已成吉光片羽，宋元刻书的留存，也是万不一存。清乾嘉以来，藏书家面对宋元旧刻日益减少的状况，就曾呼吁影抄影刻宋元本行世“举断不可少之书，复而墨之，勿失其真，是缩今日为宋元也，是缓千百年为今日也”。其后200年间，又有众多学人为此呼吁过、尝试过。2002年5月，中央政府斥资，由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实施“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终于使这一愿望成为可能。 

  我们欣喜地看到，再造的善本使孤本秘笈化身千百，使历史上流散的珍本延津聚合，配为全帙。更让人欣喜的是再造完成的珍贵典籍，已从深层保护下解放出来，走进高等院校、公共图书馆这样的科研、文化传播前沿，摆上学者的书案，还流传到海外，既避免了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对善本古籍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藏与用的矛盾，实现了对善本古籍的再生性保护，又给更多的学者以研究发掘的机会，方便他们更深入地挖掘、弘扬中华文化的精髓。 

  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对全世界文化文明发展曾经有过积极、重要的影响，这表明了中华文化的伟大生命力。国人期望承载中华民族智慧、中华文化精髓的“中华再造善本”不仅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起到积极作用，也在世界范围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全球范围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国人还期望在国力日渐强盛的今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抢救和挖掘更全面、更有力，让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精粹在更广泛的范围共享。这是社会发展的要求，更是我们当代文化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