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滨江区回收老医书之历史上各种禁毁书的残本零册

  在中国文化史上，因为政治的、文化的原因，历朝历代都发生过禁毁图书的事件，其中最为甚者当属清乾隆时修《四库存全书》时的大肆查禁“违碍”书籍。仅当时列入禁毁书目录的就达３０００余种。这些禁书虽大多被焚毁殆尽，但也有少数被好“书”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偷偷保存下来，直到清末，文化上逐步驰禁，才陆续现身。对当年的禁毁书籍，上个世纪学术界曾遍索海内外遗存，觅得６３４种，辑成《四库禁毁书丛刊》。不排除仍有一些劫后烬余的禁书残本散落民间，如能得之，亦属难得之珍。另外，当时除去明令禁毁的书籍以外，还有一类“准禁书”，即四库存的《存目》、《未收》之书。当时清廷为修《四库存全书》，从全国征集图书，近两万部，《四库全书》仅收录了３４７１种，有６８１９种列入《存目》（只留书目，不抄录全文的书籍），此外更有许多四库未著录、未存目的书籍，则以“释道外教、词曲末技”、“九流方技，往往伪亡荒唐，不可究诘；抑或卑琐微末，不足编摩”等堂皇字眼为借口，一概摒而未录，列为《未收》。乾隆以后，《存目》的书基本没有再印，为挽救这一文化遗产，最近四家已经启动四库存目图书的重印工作，计划在２０１０年前完成，这是继解放后重印《四库存全书》以后又一宏伟文化工程。

  至于那些四库存《未收》之书更是大多数相继佚亡，今人只能在《各省进呈书目》中得知书各，而难以窥其全貌了。像这类古籍，收藏者如能有幸收得，哪怕是只鳞片爪，也是极其珍贵的。

杭州滨江区回收老医书之奏折的魅力

  在众多的藏品中，帝奏折以其独特的魅力和高昂的价值受到众人的青睐。 

  奏，进也，群臣进言于皇帝之意；折，叠也，书所言于纸上而叠之，故称为奏折。奏折，始用于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年），开始仅为某些官员密报所用。 

  奏折的机密程度很高，内容只有具奏人和皇帝知道。因为具奏人是钦定，所以使用范围很小。 

  奏折用纸多用榜纸、本纸和毛边纸，统称素纸，均为竹纸。当时宣纸名贵，臣僚平常缮写呈奏用不起，也没有那么多的宣纸可供。奏折长约22厘米，宽约10厘米，每折12行，半页6行，每行20字。折面居中书一“奏”字。乾隆以后，奏折格式有严格要求，并规定，中央各部院堂官、科道等言官及地方两司以上大员，方有权具折奏事。具折人须派专差或通过驿递，直接送达宫门呈进，由皇帝亲自拆阅并用朱笔批示。 

  如1996年4月21日，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春季邮品拍卖会上，拍卖的两件奏折，一件是乾隆三十八年（1774年）二月十八日为护理陕西巡抚印务布政使毕沅上乾隆皇帝的奏折，内容主要谈及陕西军台（军事驿站）与官方驿站的分布情况，并提到“以均马递而速传”。乾隆皇帝朱批：“好知道了”四个字。此折是研究清代驿递史的重要史料，十分珍罕。另一件是清光绪八年（1883年）三月十三日，宗室谦禧、永德上光绪皇帝奏折，内容主要谈及蒙古和新疆所属的伊犁、塔尔巴哈台、乌库、库伦等地驿站马匹津贴脚费和有关情况，光绪皇帝圈点和朱批64字。此折是研究新疆和蒙古驿站的重要史料，也是十分珍贵的。

杭州滨江区回收老医书之国图藏西夏文文献的价值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西北部地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封建王朝，自称大夏国（１０３８—１２２７年），前后共历十个皇帝，享国一百九十年。前期与北宋、辽朝对峙，后期与南宋、金朝鼎足，近邻还有回鹘、吐蕃政权。各王朝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西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西夏首都兴庆府（后改名中兴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主体民族是党项羌。西夏初期创制了记录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语言的文字，当时称为“蕃文”，后世称为西夏文。西夏文随着西夏的灭亡而逐渐消亡，变成无人可识的死文字。西夏这样一个重要王朝的历史并未列入中国正史之中，致使有关西夏的汉文史料贫乏而凌乱，治西夏史者感到资料匮乏，困难重重。      

  所幸近百年来西夏文文献不断出土，给西夏研究带来转机。１９０９年俄国科兹洛夫在中国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所得为最富，用４０匹骆驼驮持至圣彼得堡，共有数千卷册。１９１７年宁夏灵武县修城时出土两大箱西夏文文献，后辗转传藏，于１９２９年大部分入藏于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计百余册，蔚然成为大观，少部分藏于甘肃、宁夏，一部分流失于日本。近些年来由于西夏文字解读的成功，西夏文文献越来越受到西夏学专家们的重视。

杭州滨江区回收老医书之清朝末年的官书局及局刻本

  在古籍版本界，把“善本”的年限界定在乾隆六十年以前，除去考虑年代久远而具有的“历史文物性”以外，亦包含了对雕版印刷是否考究、精美的“艺术代表性”的考量。“康乾盛世”以后，嘉庆临朝，国势渐衰，清王朝开始步入下坡路，吏治腐败，经济凋零，表现在这个时期的刻本上乏善可陈，刻书失去了昔日纸精墨良，字体舒展圆秀，大气洒脱的风采。由于财力拮据，“开本变小，行款变密，纸张低劣，刻工粗俗”的刻本泛滥。这也是乾隆以后的刻本难入“善本”的重要原因。直至晚清，朝廷重用曾国藩、李鸿章等一批汉臣，剿灭太平天国换来一段短暂的“中兴”景象。作为曾国藩力倡的“文化中兴”的重要举措之一，在各省设立官书局，出官帑刻印了一批质量较好的书籍，史称“局本”。这些刻本在编纂、校勘、雕印和装潢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见图版１、２），丝毫不逊色于清初的“殿版”，一扫清后期刻书业的颓败气象，演绎了一段中国雕版印刷史上最后的辉煌。         

  设立官书局本身是一种文化作为，但它的出现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政治动因。当时，作为一代理学大儒的曾国藩，从太平天国等一系列农民起义中总结出：礼义纲常毁弃，异端邪说泛滥（指当时出现的白莲教、天理教、拜上帝教等非正统宗教）是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思想道德根源。早在用军事手段解决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就考虑要从文化教育入手，“标本兼治”，用孔孟之道来维护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再造“文化中兴”。其中设立官书局，大量刻印儒家经史典籍教化民众即为他的重要举措之一，这一点从曾国藩给官书局订立的刻书方针“首刊经史，兼及子集”中也能看清。早在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曾国藩刚刚攻克安庆，部署粗定，即命莫大亻思寻访遗书，为开设官书局预作准备。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湘军攻克天京（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刚一结束，曾国藩到南京后，在百废待兴之时，首先办了二件大事：一是开恩科取士，笼络江南学子；二是在江宁的冶成山下开设了江南书局，此为清末第一家官书局。此后金陵书局、江楚书局（江宁）、淮南书局（扬州）、江苏书局（苏州）、浙江书局（杭州）、思贤书局（湖南）、崇文书局（湖北）、江西书局、存古书局（四川）、皇华书局（济南）、浚文书局（山西）、福建书局、贵州书局、广雅书局（广州）、敷文书局（安徽）、直隶书局（河北）相继成立，遍及全国各省，成为晚清时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当年众多的官书局刻书技师良莠不齐，像江南、浙江、淮南、金陵等书局，因主其事者多为江浙一带学者、名士，藏书丰富，所供底本多为善本，加之江南为全国最为富庶之地，地方财力充沛，出官帑刻书不计成本，刻书最精最好。而一些边远省份的官书局，也只是虚应故事，校勘、刻印多不精，少有足以称道之书。在他们当中，以浙江书局的刻本技师最精，位居各书局之首。其中所辑刊的《二十二子》，汇集了历代有代表性的精校、精注本，选目精当，刻印尤善，长期以来，备受图书版本界推崇，是该书局的代表性作品。江南书局为曾国藩首创，刻书忠实秉承曾氏“经史为选”的方针，儒家经典，历代正史之类的古籍，是它的主要出版品种。此外，张文虎的《史记札记》，歌颂曾国藩的《湘军记》是其特有产品。广雅书局的提调是王秉恩，校勘人中汇集了清末叶昌炽、王仁俊、陶浚寅、屠敬山等诸多名家，故它的刻书比较精审，出了不少好书。江楚书局刻印了一批介绍日本、英国、埃及等外国经济、文化、科技情况，服务于洋务运动的翻译作品，在官书局中独树一帜，蜚声神州。官书局刻本中，最为著名的还有五局合刻《二十四史》，其中，金陵书局刻了十四史，浙江书局刻了三史，湖北书局刻了三史，江苏书局刻了三史，湖北书局刻了三史，江苏书局刻了三史，淮南书局刻了一史，总为《二十四史》。五省官书局通力合作，按统一款式共刻一部大书，这在中国印刷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堪称是清代地方官刻书的一大壮举。         

  至于其他一些官书局，或因为地方官吏重视不够，或为财力支持不力，或因主事人文化底蕴不足，所刻之书大多乏善可陈。像崇文书局校勘不精、行款过密，字体扁宽，无清新之感，不为世人所重；山西书局经营不善，质量较差；云南、贵州、安徽的敷文书局刻书很少，影响不大；直隶书局由于经费不足，最后沦落到承揽代销私家坊刻书，勉强搭起书局架子，没有刻多少书。        

  光绪后期，清王朝在慈禧太后的统治下进入极度腐朽的终末期。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阶级继续挥霍无度，使同治朝平定太平天国后暂时出现的经济回升也昙花一现，而经过庚子之变，国力已濒于枯竭，这些依赖政府公帑支撑的官书局再也无力维持下去，表现为一种文化上的回光返照，随着清政权的衰败而很快没落。官书局的最后结局多数在辛亥革命前后难以为继，陆续停雕。少数改变经营模式，演变成商业化的民间印书机构，如广雅书局归并到广州图书馆，一直到抗战前夕还在不断印书。浚文书局于１９３５年改成山西书局，但这早已不是官办性质了。         

  清末时期官书局的刻书数量十分巨大，据朱士嘉编辑的《官书局书目汇编》著录，总数有２０００多种，其中像江苏、浙江、崇文、广雅、皇华这种规模较大的书局，每家刻书都在２００种以上，这些书有许多都比较完整的保留到今天。清代后期官书局和它刻印的一大批“局本”书，是清代封建社会走到尽头的产物，也是一千多年传统雕版印刷在退出历史舞台前最后的辉煌。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雕版印刷工艺的精华。由于距今年代近，不似存世很少的宋元明版本，普通收藏者难以染指，市场上多有足本完帙出现。但在现今的古籍收藏中，人们对“局本”存有偏见，一是嫌其年代不够“古”，二是内容又多为经史，题材不“稀”，故长期不予重视。“局本”这一版块门类的市场价值也被严重低估。但随着时光流逝，这一版块的收藏价值正日益凸现，它毕竟是百年以上的旧物，而且不少刻印精美，曾经代表了雕版印刷史上一段最后的辉煌，其潜在的价值远未被发掘，因此，它作为极富升值前景的“潜力股”，正越来越受到古籍藏家的重视。

杭州滨江区回收老医书之传统书装的制作

1.理料裁切单页  先选好纸张，然后就开始定制手工书籍的古风之旅吧！

2.印制鱼尾  在古代书页上的鱼尾都是雕版印刷批量生产的，但是纯手工制作就是要与众不同！小小的橡皮章即解决问题又富有趣味。

3.定孔位、打孔

4.穿线  这是线装书的精髓所在也是它立足的根本，一本线装书它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地方便是这小小线绳里的大乾坤，中国古代工艺的精致程度由此便可见微知著。

5. 最终成品展示 一本书的设计与制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人说书籍设计是“一张纸开始的故事”。从最初的纸张选择，到封面、封底、扉页、目录、内页等的设计、制作工艺的选择到最后适合装订形式的选用。这的确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里的每一个环节都无一例外的需要耐心去去细致妥帖的处理好。每一个环节都影响着最终将要呈现的效果。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每天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闲云野鹤的生活更是没有时间去体会的了，那么，在制作手工书籍的过程学习传统工艺，同时又可以忙里偷闲的为自己的心灵放一个小小的假期，何乐而不为呢？

杭州滨江区回收老医书之古书籍/线装书的意义

  严格说来这一层次是非书法的，支持它的是文字的“原始语言功能”——传达思想，表达意志。但在书法文人化过程中，文字的内容，已成为代表书法艺术主体的“文人书法”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创作角度说，书家“露顶据胡床”(李颀赠张旭诗)、“须臾扫尽数千张”（李白赠怀素诗)，是因为有感而发；从欣赏者角度说，拥有“阅读快乐”的书法欣赏与没有阅读快乐的书法欣赏(如张怀瓘所说“惟观神采”)，其审美冲击强度与感受深度是有差异的。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给书法艺术确定的整体定位——抒情、达性、修身、教化，语义层应该是书法艺术有机构成的一部分；缺少了它，书法艺术的完整性将受到伤害。因此，我们把“语义层”作为书法艺术生态形式的基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