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拱墅区旧书收购之古籍善本天价屡现彰显赚钱效应

  古籍善本专场无疑是今年上半年艺术品拍卖会上最大的“黑马”。以中国嘉德和上海嘉泰为代表的古籍善本专场，为投资者带来了众多惊喜。在中国嘉德的古籍善本拍卖会上，清乾隆七年（1742）金沙江全图5卷，以308万元创下了中国地图的最高纪录。同样以这个价格成交的还有元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其也是上海嘉泰春拍古籍专场上的最高价。元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成交的意义不仅在于其高价，更在于展现了明清刻本巨大的升值潜力。此套书曾出现在2000年中国嘉德春拍中，当时的成交价为209万元，此次以308万元成交，不仅是上半年国内古籍善本拍卖的最好成绩，而且也使得投资者看到了其巨大的投资潜力。

  在这套书的激励下，在嘉泰春拍上还有许多精刻本拍出了好成绩，如明代茅坤评刻本《唐宋八家文钞》，成交价为39.6万元；清乾隆《宣和博占图》，估价15000元至20000元，成交价为85800元；明嘉靖《明伦大典》，估价6000至6500元，成交价为68200元。除了明清刻本之外，在上半年的古籍善本拍卖中，经典的老画册也纷纷高价成交，许多以2000元起拍的画册，最终的成交价达到了3万元至9万元，显示出在书画市场低迷的时候，投资者希望通过书画资料寻找市场潜力的投资目的。名人效应也是占籍专场投资的一大亮点，除了信札之外，名家收藏的有关物品也深受投资者欢迎，像施蛰存的“北山楼文房专辑”第二辑，在嘉泰春拍上90%以上都被竞买一空。

杭州拱墅区旧书收购之古书籍/线装书的意义

  严格说来这一层次是非书法的，支持它的是文字的“原始语言功能”——传达思想，表达意志。但在书法文人化过程中，文字的内容，已成为代表书法艺术主体的“文人书法”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创作角度说，书家“露顶据胡床”(李颀赠张旭诗)、“须臾扫尽数千张”（李白赠怀素诗)，是因为有感而发；从欣赏者角度说，拥有“阅读快乐”的书法欣赏与没有阅读快乐的书法欣赏(如张怀瓘所说“惟观神采”)，其审美冲击强度与感受深度是有差异的。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给书法艺术确定的整体定位——抒情、达性、修身、教化，语义层应该是书法艺术有机构成的一部分；缺少了它，书法艺术的完整性将受到伤害。因此，我们把“语义层”作为书法艺术生态形式的基础层。

杭州拱墅区旧书收购之珍本、抄本和孤本  

  珍本：即珍贵的书籍或文学资料。如罕见的革命文献、极有价值的古旧图书资料等。珍本贵在“难得”。如汉译《共产党宣言》的版本很多，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的人民出版社印行的版本，已非寻常可见，成为珍贵的革命文物，从版本学角度看，当推为“珍本”。 

  抄本（写本）：手抄的书籍。现存最早的抄本书是西晋元康六年写的佛经残卷，因为当时尚无印刷术；《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因其浩繁，一时难以刊刻。抄书常因系名家手迹、接近原稿、保存完整等原因，十分珍贵。如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保存篇章较多，原稿却散失一半，因而它成为今天刊印该书的一种主要依据。 

  孤本：是仅存一本的图书。也包括仅存—份的某书的某种碑刻的旧拓本和未刊刻的手稿等。现存世界最早的印刷品———我国唐代（公元868年）印刷的《金刚经》，就是孤本。又如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明末清初小说《后水浒传》，就是以大连图书馆藏孤本整理刊印的珍中之珍，因其极其少见而价高百倍。

杭州拱墅区旧书收购之鉴赏题记有学问

   “题记”是原拓本在历史的流传中名人所作的记述，它的文体很随意，是鉴赏中的重要资料。因此，在鉴赏学习中不可忽视的。     

  关于碑帖，大到内容，小到题签、题首、边款、观款以及题跋等，均可作为鉴定真伪的依据。      

  一般传世拓本几经辗转都有题记，特别是在明清时文人作为一种雅兴而发，因此在考证中可以得到启示，或另辟蹊径发现新问题。     

  首先，名人题记是前人鉴赏的实证。题记真实地记录古碑帖珍本的“经历”。如《多宝塔碑》后人有题：“多宝塔为鲁公少时书……论此碑贵在藏铎，小远大雅，不无佐史之恨，是则因然。然近世学颜书午多至枯朽骨立，以腴润导之，正须从此觅指南车尔。有明内库所藏宋榻，亦尝见十许岫，大约皆同时拓，字画风神纤毫不失，惟以墨老嫩之间，微分优劣尔……王澍记”在这段记录中，王澍把颜真卿的楷法风神、拓本优劣一一写出。以后又有王文治题记：“唐碑宋拓者类多草率，盖其时真迹尚多，墨本不堪贵重故耳，若此本纸墨皆精者，何可多得，虚舟以为明内库所藏良不虚也……丹徒王文治观并记。”     

  其次，题记是帮助后人欣赏，引导对优秀作品加深认识。如宋米芾《蜀素帖》有董其昌题跋，有沈周和文征明的观跋，董跋云：“米元章此卷如狮子捉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余先得摹本刻之鸿堂帖，甲辰五月新都吴太学携真迹至西湖逐以证诸名迹易之……”这使鉴赏者对米芾作品本质有所理解，“狮子捉象”似下的笔下起伏，米芾“全力赴之”，而成为米字“生平合作”的精品。同时说明《鸿戏堂法帖》内为何刻有《蜀素》之故。沈周的跋：“襄阳公在当代爱积晋法书种种，必自临拓务求逼真，进以真迹溷出眩惑人目，或被人指摘相以发笑……但以苏长公论其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今于此卷见之，因掇以塞其请云。”说明欣赏宋字出自古法，文为“清雄绝欲”，书为“超妙入神”，因此受到历代文人的表起来。帝王也作“珍玩”。此类帝王名臣的面款、印鉴就成为碑帖鉴赏中重要依据。      

  第三，题记也是一件艺术品。古碑帖的名人题记不仅内容丰富高雅，书法也是很可取的，经本身具有艺术价值，同时它又是原拓本真伪的佐证。因此制伪手法中有移植名人题记来混淆是非。例如《东坡黄州寒食诗》中有黄山谷的跋：“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让，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末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应笑我於佛处称尊也。”这段跋书也是黄山谷行书中的精品，并说明同为宋代四大家倡导继承古法，又述此佳作复为之末必复得的个性创新精神，这在古碑帖中很少见。又如《唐褚逐良摹兰亭序》（陈鉴本）后有米芾作跋题书对其摹兰亭的评述，然万里经过明文嘉和和王东贞等鉴证，“系成化年间陈鉴据所藏古模本勾模后，以米芾跋赞移配而成。”由于此模还能保持原本一定特点，因此明后还有不少名家题识。

杭州拱墅区旧书收购之清季风行的石印古籍

 早在影印旧本古籍之前，石印技术已经传入我国并用来印书了。用得最早的是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附设的土山湾印书馆，在同治十三年就用石印机印书。稍后，光绪五年英商美查在上海开设专门石印书籍的点石斋。光绪八年，广东商人徐润及其堂兄弟等又在上海开设了后来居上的同文书局。徐润的《徐愚斋自叙年谱》在记述这个同文书局的创办始末时说：“查石印书籍，始于英商点石斋，用机器将原书摄影上石，字迹清晰，与原书无毫发爽，缩小放大，悉如人意。心窃慕之，乃集股创办同文书局，建厂购机，搜罗书籍，以为样本，旋于京师宝文斋觅得殿版白纸《二十四史》全部，《图书集成》全部，陆续印出《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辑览》、《佩文韵府》、《佩文斋书画谱》、《渊鉴类函》、《骈字类编》、《全唐诗》、《康熙字典》等不下数十万本，各种法帖、大小题《文府》等数十万部，莫不惟妙惟肖，精美绝伦，咸推为石印之冠。迨光绪十七年辛卯，内廷传办石印《图书集成》一百部，即由同文书局承印，壬辰(光绪十八年)开办，甲午年(二十年)全集告竣进呈，以此声誉益隆。唯十余年后，印书既多，压本愈重，知难而退，遂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停办。”此外，在上海出现的石印书局还有蜚英馆、鸿宝斋、竹简斋、史学斋、竢实斋、五洲同文书局、积山书局、鸿文书局、会文堂、文瑞楼、扫叶山房等等，在清末民国初年居然极一时之盛。      

  当时石印古籍大体有这样几种办法：

  (1)把原书摄影后按原大石印。这样做纸张耗费多，成本高，因此只有同文书局承印的武英殿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这么办，而且开本装潢都完全仿照殿本原式，因为政府出得起钱，印得讲究点没有关系。

  (2)把原书摄影缩小后石印。同文书局以及后来五洲同文书局影印的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就都这么做。同文书局印得较精美，可惜其中《旧五代史》用的并不是真殿本，而是据别的本子仿照殿本的字体款式重新写过付印的，真殿本《旧五代史》版心上方题“乾隆四十九年校刊”，同文书局据别本重写时不知道，和其他各史一样都写成了“乾隆四年校刊”。五洲同文书局石印《二十四史》才一律用真殿本，但印书的油墨不好，有浸润到笔划之外的毛病。

  (3)按行剪开原书，重新粘贴，把原书一页半、或两页、三页甚至更多页合并成一大页，摄影缩小后石印。这样可把原来几十本、成百本的大书缩印成几本、几十本，不仅售价低廉，而且翻检使用以至庋藏携带都大为方便。同文书局多数的石印书，如徐润《年谱》中提到的《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等一大批，就都采用了这种并页缩印的办法。其中《康熙字典》把武英殿本四十册缩印成六册，《全唐诗》把殿本一百二十册缩印成三十二册，都极受读者欢迎。当然，字缩得比较小，必须技术高明，才能清晰可读。同文书局在这点上还做得比较好。竹简斋石印的大本《二十四史》等也用此办法，由于技术差，印本就欠清晰，加之剪贴并页时又不认真细心，有错行、脱漏等弊病，故不能取信于人。

  (4)不剪开原书，而把原书四页分上下栏并成一大页，或原书九页分三栏并成一大页，再摄影缩小后石印。积山书局石印《康熙字典》，史学斋石印《二十四史》等就用这种办法。这比剪贴并页的办法要少些差错，阅读起来也不像剪贴的那种长行直下费眼力。

  (5)雇人将原书重新用楷书抄写后摄影石印。当时石印的章回体旧小说以及供科举考试夹带用的《四书备旨》、《大题文府》、《小题文府》之类就多用这种办法。夹带进考场里用的要开本小而内容多，因此往往在抄写后摄影缩成蝇头小字再付印。后起的石印书局扫叶山房最喜欢用这种办法。手边有一册民国七年戊午正月重订的《扫叶山房发行石印精本书籍目录》，共列书四百十九种，据原本影印的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都是重写后印，所幸字尚未缩得太小，只是俗陋得叫人阅读起来感到不舒服。      

  以上这几类石印本除重写付印者外，实际上都可称为影印本，因为都是用刻本古籍摄影后付印的。只是这些石印本所用的底本不怎么讲究，多采用当时通行易得的武英殿本之类摄影后付印，而不去寻求宋元旧本、善本。因为当时书商石印这些古籍仅着眼于内容，只要内容适合购买者需要就印来赚钱，而不是为了保存旧本、善本的真面目才摄影石印，这和后来影印善本古籍走的是两个路子。后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书局大量印售古籍，精善的旧本用影印，满足好古者和专家、学者的要求；普通的用铅字排印，售价更低于石印本。旧式的石印书局逐渐被淘汰，只有扫叶山房拖延到五十年代初才歇业，但歇业前也久已奄奄一息，门可罗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