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国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源地。雕版印刷术用于印制书籍，始于隋唐五代，至宋代而鼎盛。雕版书的装帧由开始的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到包背装，最终于明朝中叶出现线装书。所谓“线装书”，即是将已印刷完毕的零散页张集中起来，用订线方式串联成册、可按页面翻阅的书籍。线装书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书籍印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还将中国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带入更为广阔的天地——在此之后六百年间延续着中国文脉，展露着独一无二的“中国范儿”。
事实上，线装书自14世纪在中国流行普及以来，西方的所谓“洋装书”也逐渐进入中国。洋装书以胶装锁线或铁钉装订，其装订线隐藏在书皮中，因其印制便利、成本低廉，更兼便于插架、便于保存的特点，逐渐为现代中国读者所接纳，也成为20世纪至今的纸质出版物主流。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线装书的魅力与价值是恒久不变、历久弥新的；线装书的阅读情趣与观赏品位，是其他书籍无法替代与超越的。新文化运动领袖、当年曾大力倡导过洋装书的鲁迅，实际上是个线装书收藏大家，他对线装书的喜爱与推崇，不经意间时有流露。鲁迅曾在《病后杂谈》一文中这样谈道：“看洋装书要年富力强，正襟危坐，有严肃的态度。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两只手捧着一块大砖头，不多工夫就两臂酸麻，只好叹一口气，将它放下。所以，我在叹气之后，就去寻线装书。”看来，如鲁迅这样的时代锋锐人物，也终究无法将深埋心坎中的“中国基因”一笔抹杀；线装书依旧是他在读书生活中的必备、枕边席间的至佳良伴。
其实在鲁迅那个时代，线装书在印制技术上不断“现代化”，仍然吸引着大量中国读者。当时，参与线装书技术革新的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知名出版机构，它们在上个世纪前半段印制的很多线装书，如今已成为收藏珍品，如《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珍本丛书》《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四部备要》等等。
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孙犁，就特别喜爱这些“现代”线装书，他把收藏与阅读的心得体会均一一记录，写成了《耕堂读书记》《书衣文录》等著述。譬如他曾收藏有中华书局以聚珍仿宋版印制的《后汉书》，为之题记称这部书“原是进城初期买的，想不到竟成了我老年的伙伴。它是线装大字本，把持省力，舒卷方便，走着，坐着，躺着，都能看。我很喜爱它，并私心庆幸购存了这么一本书。”又譬如他读《吕氏春秋》，收藏不止一种版本，唯独对其中清华大学出版、商务印书馆以仿古活字承印的《吕氏春秋集释》倍加珍爱，称：“我过去有广益书局的高诱注普通本，后又购得许维遹集释本，线装共六册，民国二十四年，清华大学出版。白纸大字，注释详明，断句准确，读起来明白畅晓，真能使人目快神飞。晚年眼力差，他书不愿读，每日拿出此书，展读一二篇，不只涵养性灵，增加知识，亦生活中美的消遣与享受也。”
进入21世纪，线装书的收藏与阅读潮流悄然回归。不难发现，无论是在大型都市书城、购书中心，还是图书批发市场中，各种印制精良、特色鲜明的线装书正在进入中国读者的视线。而在各种读书界、知识界、出版界的社会活动中，也不乏线装书的身影，它们崭露头角、引人注目。2011年德国莱比锡图书博览会上，我国送展的一册《诗经》获“世界最美的书”奖项，该书正是一本印制精美的线装书。应当说，线装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正日益受到关注与重视；无论国际国内，线装书承载着的六百年中国文脉，正在重新律动与勃发，线装书的魅力与价值正在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与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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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古书籍籍以惊人的高价畅销，据了解，目前我国可找到的宋体印刷图书总量不超过1200本，其中大部分已被指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仍有不少优秀的、罕见的古书籍被人们所挖掘出来。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们更加不容易找到明清时期的珍稀古书籍作品了，在2012年的时候，凤凰集团就曾以2.16亿元天价在拍卖会上夺得云楼藏书，打破了古书籍拍卖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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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知名度是艺术保藏出资有必要考虑的一项,但是并不等于说“知名度越高越有保藏出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保藏原则仍然是艺术性第一,知名度第二。
“艺术无价”不等于“艺术品无价”,艺术品一旦进入艺术商场,那么它不管多么“巨大”都是有价的。别的贵与不贵需联系著作的艺术水准及其艺术家的发展前景来辩证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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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而刻印与用纸均佳，版框高一六五毫米，宽一一六毫米，左右双边；版心上下细黑口，单鱼尾，鱼尾下标书名、卷次及文体；下黑口右侧以墨印页数，左侧以朱印卷次、页数，以“吉、光、片、羽”四字分别代卷次；半页九行，行十八字；天高地阔，朱色评注即印在天头上，文尾有“卷某之某”的标记，也有简省为仅用两个数字的，说明是第几卷的第几页，便于印刷工人辨识版片，不至弄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