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滨江区老书籍回收之收藏《古今》读《吴乘》

  廿年前读郑逸梅先生的《书报话旧》，获知在《古今》杂志上载有吴湖帆的《吴乘》。《吴乘》想必是记载家乘（私家之事）的文字，所以我颇感兴趣。但因欲觅无从，遂无缘一读。近在一旧书肆见到《古今》数册，其中二册载有《吴乘》，即购之一读，以偿夙愿。      

  《古今》（文史半月刊）杂志，为１６开本（见书影），１９４２年３月创刊于上海，社长朱朴，主编周黎庵，主要撰稿人有冒鹤亭、瞿兑之、徐一士、周作人等，均是当时文史界的名流。该刊自１至８期为月刊，共５７期。发刊辞说明该刊的宗旨：“自古至今，不论英雄豪杰也好，名士佳人也好，甚至贩夫走卒也好，只要其生平事迹有异乎寻常，不很平凡之处，我们都极愿尽量搜罗献诸今日及日后的读者之前。我们的目的在乎彰事实，明是非、求真理，所以不独人物一门而已，它如天文地理，禽兽草木、金石书画、诗词歌赋诸类，凡是有其特殊的价值可以记述的，本刊也将兼收并蓄，乐为刊登。总之，本刊是包罗万象，无所不容的。”鉴此，《吴乘》在该刊当有一定的代表性。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从该刊的创刊时间（敌伪时期）、地点（沦陷时期的上海），主持人（朱朴）及主要撰稿人（如周作人）等背景来考察，该刊难免有“不合时宜”之嫌。但它至今已成为一种史料，也就不失有收藏的价值。      

  况且，笔者关注的是在现代画坛传承吴门画派艺术的杰出代表人物吴湖帆，及其记载家事的文字——《吴乘》，就可见该刊第４６期（１９４３年５月出版）、第４８期（１９４３年６月出版）所载《吴乘》中的《春草闲房》、《百二长生馆》、《瑞芝堂》、《米庵》，均是以其故居老宅中的室名堂号为题，所述内容均有关文物掌故、艺林逸事、金石书画收藏之类。而这些文字堪为“吴湖帆研究”提供大可采摭的参考资料。      

  例如，读《春草闲房》笔者联想起了曾见一帧摄于民国时期的名画旧影，即吴湖帆藏家传清初画家王羽军（石谷）的《春江晓别图》，此图裱头绫边上有其祖吴大（斋）题诗，其中有句“春草闲房旧有图，岂意虞山留尺幅”以记此图失而复得的流传经过（详可见本刊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３日《书画》版拙撰《梅景书屋与王羽军〈春江晓别图〉》）。      

  再如，读《瑞芝堂》：“春草闲房数世同居，支派繁衍，居舍仄。光绪甲申，先祖乃于十梓街南仓桥畔买得宋牧仲（荦）抚吴（苏州）时旧居，以瑞芝名其堂，盖追维双材（巷）榴芝之旧也。堂凡五楹，相传为宋代旧构，栋柱均以木便楠为之。民国庚申（１９２０）五月初七日午后四时余，余与陈子清兄自玄妙观吴苑啜茗归，约子清到家取余所画临龚半千雨景山水便面，甫及门而风雨作，乃坐石经室待雨论画。维时风益狂暴，呼呼如虎吼，雨点粗如连珠，击屋瓦作奇响。未几忽闻霹雳一声，前庭有如地拆天崩，大骇，急出视之则堂间豁然洞开，一望通天，堂已圮覆，……堂圮后阅五十余日，鸠工重建，半载而成，两庑勒端石各八，东庑摹刻宋朱文公赠张南轩诗墨迹，西庑七石摹刻翁覃奚各双钩熹平石经残字，又一石则刻斋鼎全形及器文，先君（吴湖帆之父吴本善）撰《重葺瑞芝堂记》，并手书八尺篆书大屏悬诸堂中。其文曰：……（文长不录）”。从中即可窥得吴湖帆祖居迁移，堂名之原由，其早年学画（临龚贤山水）之取径，“瑞芝堂”圮覆，修复之时间等情况。这些对画家研究的作用和价值也就可见一斑了。

杭州滨江区老书籍回收之现代文献复原复制技术的发展趋势      

  文献复制技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正在逐渐形成一个专门行业，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目前，文献复制技术在我国尚处于发展时期，从业人员少，而且仅有少数几个博物馆掌握技术，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还不能满足社会对它的一般要求，更难满足一些特殊需求。      

  在文献复制的实践中，对传统的复制工艺，要系统地整理、筛选、发扬推广，同时，要移植新技术，研究新问题。合理利用现代化设备和新型材料，改进操作方法，探索新的复制工艺。以前我馆一直采用传统的蛋白制版法复制文献，复制一件文献需要十几道工序，制版材料也越来越少。近两年来，我们做了一些新的尝试，用复印机直接把文献原件复印在胶片上，再晒制到ＰＳ版上，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文献复制与印刷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应关注、学习、借鉴印刷业的新技术，开拓文献复制技术的新领域。当前，在传统印刷领域，新技术、新材料不断出现，柔版印刷、调频网印技术、激光照排、电子分色、激光雕刻铜版、彩色喷绘、扫描打印、数字印刷等新工艺的引入与多种印刷工艺的综合应用，提高了传统印刷品的质量。      

  由于文献复原复制特殊的技术要求，我们对各种新技术的应用，不能简单照搬，要结合藏品的特性，经过实验研究，找出可行性的科学方法。我们相信随着传统工艺和现代科技在文献复制技术的研究与实践中相互融合，博物馆的文献复原复制一定会走上更加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的轨道。

杭州滨江区老书籍回收之旧书修复处理的方法

 一些年代久远的旧书籍，经历了岁月的洗礼，面容发黄，纸张发酥，这样的书至少也有百年历史了，一些旧书修复的也是犯难，运用的现代新的科技勉强修复出来，严重的也只能望而兴叹了，摇头可惜。保护文化知识遗产人人有责，留给后代更多的历史典故，让他们了解中国历史。那么民间的修复技术又是如何呢?水平当然不及了。    

  书身就是除去书脊部分裸露在外的部分，拿一张砂纸将这一部分打磨，能去掉粘在上面的灰尘，有些由于年份久远，裸露部分氧化发黄的书也可如此处理，效果不错。但是需要留意几点：  

  一：好能将书压紧，这样能避免对单张纸张的损坏，也便于用力，效果好; 

   二：好只选择一个方向，多个方向轻易打磨后比较毛，不太美观;  

  三：封面假如是有膜的书，打磨的时候好不要对封面页打磨，这样会破坏密封，有切口，空气轻易渗透，引起脱落;  

  四：比较薄的书还是少用这个办法。  早先的封面既不是铜版纸印刷，也没有覆膜，因此脏了就不好处理。试过两种办法：

  一是用沾了一点点水的布，轻轻地抹，或者是蒙在上面轻轻地压，让主要的灰尘能粘在布上。  

  二是对一些小范围的脏点可以用白色的橡皮擦，擦完后，会有一些纸屑，这时候你可以用白色的纸巾平展在上面，手指压在上面往返摩擦。  好是用略微湿润的白色的软纸擦，尽量不用橡皮。这样能出来一些脏，但是，对于一些大规模的脏污以及油脂，这些方法都是行不通的，假如看着不舒服，那就不用买了。  而古旧的彩色封面尤其要当心。

  理论上除了黑墨以外的任何污秽都可以清洗掉，但是实际操作很难，特别是霉斑的处理，极其讨厌。  有方法是用高锰酸钾稀释涂抹后，迅速用草酸中和，再用净水荡涤可以解决，这个稍微麻烦一点，需要细心加耐心。

杭州滨江区老书籍回收之古书籍/线装书并非全部名家著作都有价值

  名人书法字画保藏并非全部名家著作都有价值。 这条有两层意思:其一,有的大名家名实难副。在中国内地这种逆筛选的体制下,平凡者往往居上位,出色者却居于野,直到身后才大放异彩;其二,即便是当之无愧的名家,其著作也不是每件皆优秀。

  有时因为应酬、身体健康、情绪低落等原因会创作出低质平凡或不尽人意的书法著作或国画。别的,在艺术家终身的艺术生涯中,其早、中、晚期的著作水平悬殊往往是非常大的。

杭州滨江区老书籍回收之古籍影印的意义和作用

  影印古籍是古籍的再生性保护措施，古籍图书的文献价值通过翻印的方式得到再生，还能将原先收藏于少数图书馆的古籍化身千百，使其更加广泛地为有需要的读者利用。

  最接近古籍原貌的载体，而且阅读起来较原书更为便利，完全可以取代古籍原书的阅读使用功能。

杭州滨江区老书籍回收之影印古书应认真鉴别底本

  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3月影印《南词新谱》二册，卷端标明“据明嘉靖刻本影印”。细读书前沈自南《重定南九宫新谱序》，发现中国书店所据以影印的底本，实非明嘉靖本，而是清顺治年间刻本。沈自南序称：“岁乙酉之孟春，冯子犹龙氏过垂虹，造吾伯氏君善之庐……。”按：“冯犹龙”即冯梦龙。生于明万历二年(1574)，卒于清顺治三年(1646)，沈自南序写于冯犹龙卒年后的“乙未菊月”，当为清顺治十二年(1655)，故是书刊刻年代，最早不能超过清顺治十二年。同样，该书后载沈永隆《南词新谱后序》亦称：“顾集未丰，而烽烟飙起，鼠窜狼奔……。嗟乎!南国鼎移，东迁祸烈，太史洒泪于陈编，国人吞声于闾谚…… 。”

  很明显，文中所述，乃指清军攻占江南，弘光小朝廷覆亡而言，故该书不但刊刻于清代，其脱稿时间亦在清军进攻江南的战争年代，又何来《南词新谱》的“明嘉靖刻本”？北京中国书店之所以有此失误，乃只据书前蒋孝的《南词旧谱序》。因该序写于“嘉靖乙酉”，遂据之以定为“明嘉靖刻本”。而蒋孝序指的是《南词旧谱》，并非《南词新谱》。      

  王重民撰《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02页载《广缉词隐先生增定南九宫词谱二十六卷》，指出该书为“清顺治间刻本”，其所记行格、前后序文，均与北京中国书店据以影印的底本相同。因此影印古籍，对底本一定要认真进行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