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杭州民国画报收购之聚珍本的特点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乾隆三十七年(1772)，高宗皇帝弘历下诏，广征天下遗书，开馆纂修《四库全书》。翌年，各省进呈本、采进本，源源汇集北京。一些失传的书，也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出来。为了使某些世所罕传的书重播于世，嘉惠士林，弘历皇帝曾谕武英殿先行刊版印行。但对不利其统治的著作，却多行禁毁。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月，奉命管理《四库全书》一应刊刻、刷印、装潢等事的金简，认为这些书籍将来均用雕板的办法印行，不惟所用板片浩繁，且逐部刊刻，亦费时日，故上书奏请雕刻木活字，排版印刷。同年，奉旨施行。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已雕出木活字十五万个，尚不敷用，故由金简再次奏请，又增刻木活字十万多个，前后共刻大小木活字二十五万余个。
自此之后，凡《四库全书》馆交印各书，就用这套木活字排版印行。据陶湘统计，武英殿用这套木活字前后排印过一百三十四种罕见之书。这些书因为行款版式完全相同，又都是由武英殿木活字印成，按说就可以称谓《武英殿木活字印本丛书》。乾隆皇帝以为“活字版”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故正式书名便定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后来各省官书局又有照式翻雕，刷印行世者，故又有“外聚珍"之称。其实翻雕已非活字，不该再用“聚珍”之名。为了与“外聚珍”区别，故原《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又有了“内聚珍”之名。
浙江杭州民国画报收购之唐人写经 雅俗共赏
艺术价值的高低不是以俗或雅来鉴别，而是看它的生命力是否长久。
写经体，可以追溯到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北魏时期是佛教文化的兴盛期。到了隋唐，写经体就更趋于完美成熟。唐人写经在继承前朝写经的基础上，逐渐摆脱了陈腐僵硬的书写习气，将一些错别字逐一地摒弃，从而使经体的观赏性更趋于大众化。
从留存传世的唐人写经看，各经生由于其艺术修养和书写水平的参差不齐，故在鉴藏上一定要仔细区分，切不可一概而论。充满着宗教文化的唐人写经，能流传至今的确不易。各个朝代的战火以及外国列强的掠夺，使得大量珍贵的经卷不复存在，这样的现实令人痛心。虽然这些经生墨迹大多佚名无款，但同样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内在的书法魅力，这些古老的残经断片的艺术价值，的确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
由于社会历来对充满佛教色彩的写经艺术不够重视，特别是一些文人士大夫们，认为写经体很匠气，缺少高雅的书卷气。觉得经生只是机械地流水抄写，并无太高的艺术价值。这种世俗的偏见，已流传了数百上千年。我深感此种狭隘、浅肤的思想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留传于世的经卷大多是无名氏墨迹，他们远离世俗的喧嚣，使“真水无香”的写经艺术逐步形成一种专门流派。写经文化的超凡功力，的确让人痴迷陶醉。初唐“楷圣”欧阳询就对写经体进行过专门的练习和研究。就连大文学家苏东坡也十分赞赏写经文化，认为它是不可多得的小楷范本。
“扬州八怪”之首郑燮，自创“六分半”书，当时的一些文人雅士对郑的“六分半”书是很难接受的，嗤之为不正统的“杂体”。从现在看来，郑板桥并未脱离传统的精华。相反，正是这孤傲个性的“怪”，才使他的书法有“标新立异”的美感。
安徽鉴定家石谷风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过一本自己秘藏多年的《晋魏隋唐残经墨迹》一书，这是我国迄今为止，首次由私人藏家提供的写经藏品。石先生收集的这批写经残卷，曾得到过黄宾虹的题名。这批珍贵的写经残片多流散于私坊地摊上，若不及时抢救，其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残片多只有巴掌大小，但收集年代比较齐全，真乃“寸纸贵金”。从残经的书写上，我们隐约感到，历代经生在书写时的那份虔诚之心。虽然经片上只留有历史的残痕，让人感发“思古之幽情”。启功、谢稚柳、杨仁恺、唐云诸大师对石先生所藏残经评价甚高，并都有题记和跋文。启老在鉴定残经后自谦地说：“谷风所藏历代残经，要胜于敝匣之所藏”。画家唐云在赏玩后，被一件唐人草书残片所吸引，把玩良久不忍释手，激动地赞赏为陆士衡《平复帖》再世。
笔者有缘，也秘藏有唐代《妙法莲华经》残经长卷。装池为宫装，卷首包有细棒，轴两端镶嵌有梯形白玉心。写经纸纵行17字，栏高20厘米，栏距2厘米左右。经纸厚且软，纤维细长，坚密而有韧性，表面细腻光滑，很匀称，透光照看无帘纹，墨色黑重如漆，不透纸背，从纸侧面观之略泛蓝光，其色赭黄，经生当年在书写前可能染过黄蘖汁，经卷面上有虫蛀痕。
字为行楷体，写得流畅遒劲，饱满气足，游丝相连刚健有韧性，用笔中锋、侧锋互兼，整幅长卷给人以上下呼应、首尾相顾之感。绝无乏力颤抖之态，可见此经生功力之深厚。经文起首盖一白文汉印已模糊不可辨，中下部钤盖有“潜叟秘笈”圆朱印一方。一些行家鉴赏后，都认为此残经为唐代写经之精品，非常珍贵，经生的书法功力可谓不凡。
浙江杭州民国画报收购之旧志整理需要注意的事项
清朝是中国地方志编修出版的大丰收时期。顺治、康熙、乾隆、光绪等几代都曾下令全国修志。在清朝学术界，也产生过有关地方志体例的争论。清代所修地方志，都是通志。可以看得出，地方志的编修水平在一步步提高。同治、光绪年间修的志是古志中水平最高的。清朝编修的地方志是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这些志书由于年代久远，现在大多状况不佳，亟需抢救。当今，我国经济已经大大发展，有了充足的财力，整理出版旧志已是力所能及的事了。从另一方面来讲，旧志的整理出版将是功德无量的大事，是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一)旧志的整理需要下很大功夫。旧志多为古籍，内容丰富，语言晦涩，一般读者难以阅读。因此，在整理之前必须广泛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持审慎的态度，严格制订科学的整理规划，安排能够胜任的专业人员去整理。整理者要具备历史知识、历史地理知识、文史知识、广博的百科知识，还要具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较丰富的古籍整理经验等。对于涉及的历史文献、典章制度，整理者要透彻理解文意，把握思维层次，仔细推敲，力求正确理解古籍，尽量使整理后的旧志与原志表意一致，以便于读者阅读理解。尤其是对古今地名、词语含义以及官职职能的考证。例如，《明清民国涉县志》原文说明朝时蒙古瓦剌破三关掠阳曲榆次等涉县为防备要将城墙由土改石，整理者在此注”三关”为上党关、壶口关、石陉关。试想，这三关都在阳曲、榆次之南，蒙古从北来，应该先掠阳曲、榆次才对。因此”三关”应该是雁门关、宁武关、偏关。以上例子由于整理者的主观臆断，影响了读者阅读的准确性。
(二)整理者要遵守古籍整理的规则。旧志词汇多涉及古代地方性的人、事、物、地名等，如不加注释，难为今用。因此旧志的注释集考证、辨析、补充说明于一体，可以降低读者的阅读难度。傅振伦先生说:”地方如无精通之士，可不进行。”笔者在从事方志工作的过程中发现很多整理者由于缺乏旧志注释的学术指导，释义的层次标准不一，补充史实、核定史料的注释更是纰漏百出。如旧志中有编者的自注，一般在原书中为小字。而现在有些的整理者将这些小字升级为正文的同号字，别出心裁地加上了圆括号。殊不知圆括号在古籍整理中是有特定含义的。一般来说，圆括号中的字表示衍字或错字，而方括号中的字则表示漏字或正字，括号表示整理者的工作。现在的排版技术很高，字体很多，可以变换字体、字号，还可以加页下注或按语，既保留了旧志的原貌，又表现出了整理者的工作。
(三)尽量保持旧志原貌和相对完整性。旧志点校是旧志深入整理核心工作。旧志标点是读懂旧志的先决条件，不加标点不便阅读，标点不准会歪曲古意。如《明万历天启乐亭县志》卷四《学校志》中有”在城之乡约五中拱真阁东东岳庙南观音祠西泰山宫北关王庙”，正确的断句应该是”在城之乡约五:中拱真阁，东东岳庙，南观音祠，西泰山宫，北关王庙”，而整理者最初断句是”在城之乡约五:中拱真阁东，东岳庙南，观音祠西，泰山宫北，关王庙”。旧志校勘首先要选择版本完好，内容翔实，具有较强研究价值的版本作为底本，并严格依照底本，采用对校和理校相结合的方法对旧志中的误字、脱文、衍文、倒错等错误加以解决。以误字为例，旧志中字的写法不规范，在一本之中，同一字可能会有多种写法，造成异体字和错讹字在旧志中相混，校勘十分困难。笔者认为最推崇的古籍整理方式是影印出版，一切保持原貌，如同古迹的修旧如旧一样。就目前情况来看，旧志专业性强，各地整理水平不一，点校需慎重，且使用对象大多为专业人士，他们更需要查阅志书原文，对于他们来说点校的意义不大。2008年，建议正定古文化研究会影印出版正定旧志，他们很快找到了清光绪元年版《正定县志》。在整理上，他们完全接受了建议，基本上照旧，但要有自己的痕迹。原大影印，16开精装一册，用阿拉伯数字重新编定页码，目录缀以新页码，最后附有整理者后记。该书外观古朴典雅，内容保持原貌，销售很好。正定县的领导对此书的出版评价很高，认为这对宣传正定作出了很大贡献。河北的旧志有好几百种，希望各方面对此给予关注，花些财力和精力将它们整理出版或影印出版，让广大读者能看到更多的古志。
浙江杭州民国画报收购之引言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地方志是中国独有的书籍类型，它记述了一个地区的社会历史与现状。历代方志品种繁多，如汗牛充栋，形成了世界独有的文化奇观。而旧志作为华夏文化重要宝库之一，还处于半昏睡状态，对其开发利用，使之从放光彩，是我们当代方志人的重要职责。
所谓旧志，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编修的志书。旧志可以分为古志(清以前)和民国志。中国最早的地方志应该是唐朝李吉甫编的《元和郡县图志》(有的人认为《华阳国志》是最早的地方志)，之后宋元有几部地方志但很少，其大多体例不完善、内容简略，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志书。中国真正开始以政府行为来修志，应该是在明朝。而明朝及以前的地方志即使编写好了，也大多没有刊印，只有抄本。如武安县的首部县志就完成于明代嘉靖年间，后又陆续编修了天启《武安县志》、康熙《武安县志》、乾隆《武安县志》等版本。这几部县志虽为官修，但均未组织专业班子，终因人单力薄，资料不全，给后人留下许多缺憾。民国时期，志书的编修出版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较之前版本体例更加完善和严谨，资料更加丰富、翔实、准确，印制精良。但由于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很多志书没有刻印，多为手抄本。
所谓古籍旧志整理，是从业人员在古籍版本的基础上，运用专业知识，依据文字规则、标点规范，对照其他版本或史料对相关古籍划分段落、加注标点、选择用字并撰写校勘记的过程。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文明古国，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对其进行系统梳理、整理、点校和出版的工作任务相当艰巨。
浙江杭州民国画报收购之古代书籍的几种代称
青简、韦编、青编 古代没有纸时，把字写在竹简上，用皮绳把竹简编缀起来，故称书籍为“青简”“韦编”。“韦”就是用来编扎竹简的皮绳。“青编”即“青丝编”，以青丝编结，用来记事，因而古代记事书籍常以“青编”代称。
芸帙、芸编、芸签 有了纸以后，人们为了防止虫对书的咬噬，常在书里放“芸香”，后人便用“芸帙”“芸编”“芸签”等代称书籍。
缥缃、缃帙、缃缥、缥帙 “缥”是青白色丝织物，“缃”是浅黄色的丝织物，古人常用这两种丝织物作书籍的封皮、封套，“缥缃”等遂成为古代书籍的代称。
坟典、坟籍 传说古代早期的典籍有“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坟典”是“三坟五典”的简称，“三坟五典”“九丘八索”有时用来泛指古代典籍，而“坟典”“坟籍”则常用作古代典籍的代称。
二酉 代指丰富的藏书。“二酉“原系湖南境内的大酉山、小酉山。相传小酉山石穴中藏书千卷，乃是秦人留下之物，后则用以代指丰富的藏书。
浙江杭州民国画报收购之古籍辨伪四法
用文献资料时，有一个用书真伪的问题。特别是在众多的古代文献中，存在着一部分伪书。辨伪的目的，在于恢复书的本来面目，以便更好地利用，而不是对伪书一概排斥，因为有些伪书同样具有文物考古的价值，如仿宋元本是最为珍贵的古籍版本。
对大多数读书人来说，辨伪是阅读研究的第一步。在阅读和研究之前做一些辨伪的工作，比如知道古籍有真伪之分，而阅读时取审慎态度，撰文时不引用伪书，或对引用伪书的情况加以说明。总之，了解古籍辨伪的历史情况、态度、途径和方法等，都是必要的。书籍的创始在文字发明之后，各时代因材料和装订形式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上古到秦为简牍时期，秦至唐为卷轴时期，宋至清为册叶装时期。简策是最古的书籍，久已失传，现在能见到的是出土的一些断简残篇，无法伪造。卷轴书籍在社会也早就绝迹，一般人很少能见到，伪造也很困难。所以古书应以宋刻版书籍为最古，并以宋版书为最佳。宋代刻版字迹清晰，没有错字、缺文；书写均出自名家之手，笔划粗细极有规律，其中精品有欧柳笔法；纸张质地均匀，墨色清润，印刷墨色恰到好处；即使纸着水湿，干燥后并无水印；书中格用单边，遇有宋代帝王的姓名，在印书之前每字均缺一笔，是为了避讳。宋代以前传世之书，宋代刊行刻印了很多，后世再没有重刻，其中以佛教、医学两类居多。宋刻版书籍中以活衬竹纸的质量最好，但存留下来的很少，极不易得到。古籍辨伪的方法，明代胡应麟《四部正伪》具体提出了8种方法，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也总结出12条，都可参证。一般来说，有下面几个简而易行的步骤：
1.查阅历代书目。如果某一部书，前代公私书目都不曾记载过，在以后某一时期突然出现，这部书可能是伪书。
2.寻找各种旁证。一部书写出后有没有人加以引用，后世有没有人发挥，如有，它可能是真的。如果前人引用和现在的本子、文字有出入，现在的本子就值得怀疑了。
3.审核作品内容。从作品内容看，如果书中所记之事和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就可能是伪作。
4.检验语言风格。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语言特点和风格，这种风格是鉴别作品的有力依据。作品的语言反映了一定时代特点，作伪的人不管手法如何高明，在作品的语言上总要露出破绽。
海内外书籍鉴赏家品评古书以典、六经、骚、国、史记、汉书、文选为最，以诗集百家次之，文集道释又次之。元刻仿宋的书籍在初年还有善本，以后则越来越差。
浙江杭州民国画报收购之清中期刻本《女论语》
《女论语》又名《宋若昭女论语》，唐代宋若莘所著，宋若昭作解，是《女四书》之一种，为明朝王相编录。该刻本为清中期单册刻本，现收藏于清河县档案馆。该书高２６厘米，宽１６厘米，四周单边，单鱼尾，优质宣纸雕版印刷。字体端正，笔力遒劲。
宋若昭，若莘之妹，若莘著《女论语》，若昭申释之。若莘死后，唐穆宗召若昭入宫中，掌管六宫文学，封为“外尚书”。同时，还教导诸皇子公主，被称为“先生”。经历唐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五朝，唐宝历中期去世，封为“梁国夫人”。一生著有诗文若干卷，现存仅有诗一首和传奇文《牛应贞传》。
该刻本分为三部分。最前面有一篇《唐书列传》即宋若昭传 ，记载“若莘、若昭文淡丽，性复贞素闲雅，不尚粉华之饰。尝白父母，誓不从人，愿以艺学扬名显亲。若莘著《女论语》十篇，其言模仿《论语》，以韦逞母宣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颜、闵，其间问答，悉以妇道所尚。若昭注解，皆有理致。”
刻本第二部分为《女论语序传》，说明作此书的目的和意义，“恐女教未修，乃编撰此书，名曰：《女论语》”。又“乃撰一书，名为论语。敬戒相承，教训子女。若依其信，是为贤妇。罔俾前人，独美千古。”
第三部分为刻本中心，占全书主要篇幅，分立身章、学作章、学礼章、早起章、事父母章、事舅姑章、事夫章、训男女章、管家章、待客章、和柔章、守节章共十二章，每一章都详细规定古代女子的言行举止和持家处世事理。
该刻本依古代《论语》思想和体制而作，在思想和行为上对古代女子提出了严格要求和应遵循的基本礼节，在当时看来，是淑女贤妇的一部行为规范和准则；在今天来说，有其可取之处，但更多是束缚女子思想和行为的枷锁和桎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