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古籍我们一定要忌用化学胶水、化学浆糊、玻璃胶纸等修补古籍。
中国古籍的纸张，多采用天然原料的手工制纸，而现今通用的化学胶水、化学浆糊及玻璃胶纸对中国式纸张具有极强的腐蚀力，一般不隔多时，便会使纸张变质黄脆，触手即碎，故而绝不可用。正确方法应为采用天然面粉浆糊，调以麝香、花椒，可达到修复与避虫双重功能。如果藏家一时无法具备以上条件，也应宁可暂时不修，待请到行家里手，再行修复，绝不可仓促滥修，加厄典籍。
忌用洋纸夹衬古籍。
许多民国版本的拓片、字帖、纸墨拓工皆属精良，可版面之上却是黄斑累累，令人扼腕。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一些书贾作坊，贪求省惜工料费用，采用了一种叫做“油光纸”的纸张（当时流行的一种廉价的西式工业法制纸），作为字帖的衬纸。由于西式纸酸碱性不合量，具有一定腐蚀力，以致许多民国旧帖惨遭“黄斑之厄”。这一遗憾也使得当今的古籍藏家得出了一条教训，即：中国古籍必须远离一切西式纸张，二者隔离，方为上策。
忌用化学杀虫剂防杀蠹虫。
一些新手藏书家，因为惧怕蠹虫蛀毁古籍，便时常使用一些化学杀虫剂喷洒书橱，结果蠹虫猖獗如故，而古籍却反遭其害，黄斑遍布书身。惨痛之余，古籍藏家们也悟出一点，传统古籍的纸张极为“娇贵”，受不得任何化学品的侵害，而化学杀虫剂的腐蚀只会造成“爱而毁之”的结果。传统的正确防虫方法应为：在书橱中放置麝香、芸香或花椒（也可采用质量上乘的印度奇南香），以香气驱杀蠹虫，效果极佳。
杭州临平区回收古籍善本之古书籍/线装书不收大名头烂品
作者知名度是艺术保藏出资有必要考虑的一项,但是并不等于说“知名度越高越有保藏出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保藏原则仍然是艺术性第一,知名度第二。
“艺术无价”不等于“艺术品无价”,艺术品一旦进入艺术商场,那么它不管多么“巨大”都是有价的。别的贵与不贵需联系著作的艺术水准及其艺术家的发展前景来辩证判断。
杭州临平区回收古籍善本之古书籍/线装书的意义
严格说来这一层次是非书法的，支持它的是文字的“原始语言功能”——传达思想，表达意志。但在书法文人化过程中，文字的内容，已成为代表书法艺术主体的“文人书法”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创作角度说，书家“露顶据胡床”(李颀赠张旭诗)、“须臾扫尽数千张”（李白赠怀素诗)，是因为有感而发；从欣赏者角度说，拥有“阅读快乐”的书法欣赏与没有阅读快乐的书法欣赏(如张怀瓘所说“惟观神采”)，其审美冲击强度与感受深度是有差异的。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给书法艺术确定的整体定位——抒情、达性、修身、教化，语义层应该是书法艺术有机构成的一部分；缺少了它，书法艺术的完整性将受到伤害。因此，我们把“语义层”作为书法艺术生态形式的基础层。
杭州临平区回收古籍善本之国图藏西夏文文献的价值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西北部地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封建王朝，自称大夏国（１０３８—１２２７年），前后共历十个皇帝，享国一百九十年。前期与北宋、辽朝对峙，后期与南宋、金朝鼎足，近邻还有回鹘、吐蕃政权。各王朝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西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西夏首都兴庆府（后改名中兴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主体民族是党项羌。西夏初期创制了记录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语言的文字，当时称为“蕃文”，后世称为西夏文。西夏文随着西夏的灭亡而逐渐消亡，变成无人可识的死文字。西夏这样一个重要王朝的历史并未列入中国正史之中，致使有关西夏的汉文史料贫乏而凌乱，治西夏史者感到资料匮乏，困难重重。
所幸近百年来西夏文文献不断出土，给西夏研究带来转机。１９０９年俄国科兹洛夫在中国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所得为最富，用４０匹骆驼驮持至圣彼得堡，共有数千卷册。１９１７年宁夏灵武县修城时出土两大箱西夏文文献，后辗转传藏，于１９２９年大部分入藏于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计百余册，蔚然成为大观，少部分藏于甘肃、宁夏，一部分流失于日本。近些年来由于西夏文字解读的成功，西夏文文献越来越受到西夏学专家们的重视。
杭州临平区回收古籍善本之古书籍/线装书的的介入
“墨象层”是书法由“物质”向“文化”、由“技”向“道”、由无我的“纯客观”之境向“物我交融”的有我之境转化的过渡带；它是笔墨外形层在欣赏者心灵中形成的一种综合影象。“象”为“形”之现，它是观察主体对客观对象的一种远距离、大空间、模糊化、整个精神综合把握。在这一层次，笔形墨质因为欣赏主体的主观因素的介入，每一个“小细胞”在思维世界里都获得了“活形式”的意义。
书法的笔画、线条，获得了力量感——遒劲、凝重、秀美、古拙，等等；书法的造型，或端庄，或典雅，或奇逸，或奔放，也获得了某种虚幻的“生命”。书法的、汉字，在这个世界里，好像每一个都有独立完整的生命，点画波撇，宛若人的手足，一举手一投足，顾盼有情。这是一个有待欣赏主体实施“再创造”的物质构架，用西方现代美学“接受美学”学派的术语来说，它是一个有待读者把自己投进去的“召唤结构"。
杭州临平区回收古籍善本之关注洋善本
随着洋文旧版书在拍卖会上的出现，洋文善本书的说法引起人们的关注。这纯粹是中文古籍收藏概念的一种套用，对于这种套用是否适合于洋文旧书，尽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不论怎么说，洋文旧书的引人关注，对于爱书人无疑是一件好事，它改变了中文旧书一统天下的局面。
洋文旧书与中文旧书，从爱书人的角度来看，它们的价值是相等的。令人遗憾的是，中文旧书，尤其是中文古籍的价值，不管是从文献还是从版本，乃至目录都有人在那里言说，其价值已尽人皆知。然而洋文旧书，到现在也还很少有人涉及。也许因为爱书人中懂得洋文，特别是懂得多种洋文的人少之又少的缘故吧。不懂洋文并不能成为妨碍我们了解洋文旧书价值的理由。
西文“书”的概念和中国古代有所不同，《莫雷斯词典》中对于书的定义是：“联合在一起的一沓书页，其中有一些文字。”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意思是一棵树的外皮，或是木头中间的薄皮，它们可以用来做书写的对象。当意大利学者于1416年发现了这些“书”的时候，那种欣喜若狂溢于言表。“一本书用树皮制成，按热罗姆的说法，书正是从这里取得了名字。虽然这书充满了并不真正是文学的内容，但我怀着极大的热情欢迎它，因为它纯粹、神圣、古香古色。”这与中国古代图书不仅在形式上有别，而且书籍制度也完全不同。
卷轴可以说是西方最古老的图书形式。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使用的不是方形图书，而是卷轴，它是用纸莎草制成的，目前这种形式的西文图书保留有残片存世，具有极其珍贵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在谷登堡发明现代印刷技术之前，西文图书一直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着，这其中包括由抄写员抄写的本子，这是手抄本中的主流，还包括手稿，手稿的价值，古今中外大概是一样的。这些手抄本不仅为我们保留了那个时代精神文化的信息，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人类图书史的珍贵实物资料。谷登堡印刷技术革命之后，早期印刷书则为我们研究印刷技术革命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历史物证。即便是印刷技术兴盛以后出版的图书，也并不像一般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因其是大工业生产时代的产物，而失去价值。19世纪至20世纪之间出版的洋文旧书，虽然从数量上已经失去了“物以稀为贵”的优势，但是它同样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文化，印刷技术和印刷水平，及审美趣味，因此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收藏，尤其是洋文旧书的收藏，第一位要考虑的问题应该是文化价值。如果我们把中文旧书和西文旧书摆放在一起，那么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往往会从书的各个角落扑面而来。旧书的价值，不一定仅仅在于文本，而应该是全方面的，书皮用料、封面设计、书脊设计、版式设计，以及插图等等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味。
杭州临平区回收古籍善本之博物馆的文献复原复制是古籍复制技术的继承与发展
纵观由影抄、影刻到影印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古籍复制技术在不断提高完善。目前，博物馆的文物复制人员在复原复制文献藏品时，学习、继承了我国古代书籍的复制技术。古代的文献复制是为了书籍流传和保存，而现在博物馆的文献复原复制是传递信息、积累资料、存储存档、记录文字形象的重要途径，也是保存珍贵原件、扩大宣传范围的主要方法。
影抄、影刻和影印由于技术方法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在复原复制文献时，要根据不同类别的文献藏品选择不同的技术方法，以求达到最逼真的效果。
影抄一般用于复制手稿、墨迹等手迹件。复制的范围已不限于毛笔字，还包括钢笔字、铅笔字、圆珠笔字、竹笔字、手指蘸墨或血的指书等。
影刻适用于复制木刻件，木刻件是指用木刻版刷印而成的文献，主要是表格、公文、信笺、宣传画、传单、息票、土地证等文图简单的文稿。
影印的方法发展到现代又分为照相制版法、珂罗版制版法和光电誊影法。这三种方法博物馆在复制文献时使用较多。
照相制版法特别适用于铅印件、石印件等，铅印件是由铅字排版，用机器印刷成的文献，多是报纸、书刊、课本、传单、文件等。石印件是用脂肪性的墨把图描在或转印在人造微孔石料的版材上，然后用墨辊经压力印刷而成的文献，多为布告、传单、文件、奖状、证件、课本、地形图等。照相制版法技术性强，操作过程比较复杂。
珂罗版制版法适用于比较精细的手稿、墨迹等珍贵文物，其方法是用厚磨砂玻璃作版材，制版时，用底片覆在涂有感光胶膜的玻璃版上曝光，因胶膜感光后硬化程度不同，湿润后形成不规则的纤细皱纹，具有不同的吸墨能力，因而能表达原作的浓淡层次，能真实地反映原物的特征。
光电誊影法适用于油印件，光电誊影机采用滚筒式机械扫描方式，将原件裹在滚筒的一侧，另一侧包裹特制的蜡版，开机后，光电管对原稿进行扫描，经光电转化，根据电信号控制，通过火花放电，将蜡版上的文图笔道击穿成网状微孔，十几分钟就能誊影一张蜡版，然后走墨印刷。速度快，成本低，可复制大量文献。
